谋取政治权力的资本大鳄或官二代，他们是谁？

中共高层致力于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评论员 蕭十一狼

上月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北京的高层论坛上警告，大陆一些富豪企业家企图谋取政治权力十分危险。港媒披露，当局纪检监察部门近期将办几个典型大案，主要涉财经领域的大鳄，也可能涉红二代 。

早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上，就政商关系与反腐败的议题，杨晓渡发表谈话表示，中纪委、监察部要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并特别提到，一些企业家“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这是今年2月初习近平提出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说法后，首次有官员明确指出资本谋求政治权力的现象。

杨晓渡还对这一现象作了比较多的阐释。他说，“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一种是资本希望求得一种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杨晓渡还说，要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案件，着力清除政治隐患。

监察部部长杨晓渡“意外”现身，发表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讲话，曾赢得多次掌声。该论坛一般是由中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机构代表参加，共同商讨发展事宜。官媒报道用了“稀奇”两字形容杨晓渡的出现。

杨晓渡是习近平的上海旧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副手。杨晓渡2014年1月调任中纪委副书记，去年底兼任国务院监察部部长，随后又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渡的谈话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

据香港《经济日报》20日报导，北京纪律检查系统的官员披露，中纪委今年的核心工作是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提供政治保障，除了要对“十九大”代表、中央两委(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纪委委员)人选严加核查，也要解决过去长期形成的不正常政商关系，防止政治隐患遗留到下届。

纪检官员还透露，按北京最高层的意思，纪检监察部门近期将办几个典型大案以起震慑作用，主要对象是财经领域活跃的大鳄，也不排除有政商跨界者包括红二代。

目前来看，人大和政协是谋权商人比较集中分布的两个区域，负责经济方面工作的官员甚至是党政“一把手”是其重点拉拢的对象。

一提谋取权力，媒体多用四川曾经的“黑金商人”曾连任三届省政协委员刘汉，地产商人赵晋等的例子加以说明，但笔者认为，这些地方商人，索取的只是地方权力，而媒体没有披露或不敢披露的是，一些全国排名榜上的富豪，他们要索取的可能远不止地方权力那么简单，不排除已经参与国家层面的政治游戏，也为此做布局。这种级别的富豪商人涉政，因手握巨富，才真正是中国崛起的隐患，一旦与域外政治力量联手，其破坏力绝对细思极恐，他们是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曾表示，部分官商勾结现象已不是简单的经济性腐败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问题，一些商人不仅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获得垄断经济利益，有的甚至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隐匿在中国官商两界模糊地带的谋权商人不知凡几，近年被揪出的还有徐明、周滨，以及其他少有注意或尚未公开的商人。但大家有没注意，以徐明，周滨为例二人有何特点?一个特点是富豪（徐明）与红二代(薄熙来)结盟，也就说，有权力野心的商人染指国家权力，另一个特点就是官二代或红二代参与政治游戏其中（官二代周滨，其父周永康就有策划政变的传闻）。这二个问政的例子，笔者相信只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在改开数十年来，相信也培养了不少迄今为止还没被揪出来的，野心勃勃存在于商界的“野心家，阴谋家”。里面可能有超级富豪，也有红二代官二代，他们是谁?

大陆媒体《法制晚报》分析，有的人热衷好名声，一方面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喜欢活跃在聚光灯下，可能做一些善事，既能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又能享受世人的尊崇。有的人与官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成利益共同体，有的人主动猎取官员把柄，要挟其为自己服务。也有很多人喜欢藏于“幕后”，遥控指挥，一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这一类是最难发现，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的谋权商人。最近在海外闹得很欢的郭文贵，就是一个超级富豪谋权的典型例子。

其实，中国政商两界关系错综复杂，许多违纪违反和违背市场公平原则的事情，很难分清是官员以权谋利，还是商人资本谋权。权力与资本在中国社会都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其边界已经比较模糊，甚至形成结合体，或者说“利益集团”，最终殊途同归。

在那个论坛上， 杨晓渡还表示，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从欧美到亚洲，很多国家正在受此困扰。

这里，笔者提提韩国三星太子涉干政案被捕一案，它就是富豪涉政的典型例子。早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涉嫌行贿及藏匿犯罪收益等五项控罪拘捕李在鎔，他成为三星集团成立七十九年来，首位被捕的掌舵人。该案对三星集团造成沉重的打击，但是仍然无法撼动韩国财阀政治的游戏规则。

韩国最举足轻重的五大财阀是三星、现代、大宇、乐金和鲜京，它们掌握了国民的经济命脉，控制了大多数媒体、政治和社会资源，在商界、政界、军界都有广泛的人脉。韩国更被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其财大气粗，佔据韩国经济比重达五分之一，经营范围覆盖各领域，其影响力之大，已到了「一损则天下皆损」的地步。

财阀政治在韩国树大根深，韩政府一直有与财阀互相保护的传统，李健熙曾因涉嫌金融犯罪而被控告，最终却因「国家利益」而被当时的总统李明博特赦。政府高官也依仗财阀来谋取自身利益，不少财阀的首领或其家属与政界要人私交密切。

由于大财阀把持整个韩国经济命脉，韩国任何一位当选总统都不可能摆脱财阀的影响。韩国上下对财阀经济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真正的改革却从未有效落实过。在总统任期为五年且不能连任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短期的波动和损失，反对党、财阀以及保守媒体便会乘虚而入，塑造和左右民意，因此政府历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愿意实质性触碰这个雷区。

朝鲜的世袭政治饱受批评，但韩国的世袭经济同样让人生厌，面对这个无解的难题，需要韩国上下都拿出决心与意志，并由一位真正的强人带领，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但这谈何容易?

回到中国这一商人涉政的问题上。一直以来，各级富豪与官员关系相当密切，什么西山会，盘古会，泰山会，江南会等等，都是官商勾结的缩影，这些平常老百姓无法一探究竟的“神秘组织”，早就成为共和国藏污纳垢的“政治死角”（笔者首创该词），或者已经形成昔日俄罗斯的“寡头政治”中国版，形成”密室政治“。

当前的经济格局，某些领域已经出现财阀，只是中国不用财阀这个词，而是用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词。例如互联网已形成三巨头即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地产也有巨头如恒大，万达等(也包括郭文贵的盘古等)，但就财富布局来看，最具立体性及渗透性的，当属阿里巴巴，其涉足不仅是商业，还涉足跨媒体媒体，学校(由“江南会”改为“湖畔大学”)等，这是其他富豪所“没有”涉足的领域。

笔者关注的是，国家未来如何制衡这些富可敌国，实力远超一些地方级别“土皇帝”，甚至有能力获取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参与竞逐权力游戏的，有无反二代，反三代(昔日被镇压的地主反富右等的后人)?还有就是有无已经变质蜕变的“红二代”，“官二代”阳奉阴违地存在国家权力机构之中？（讲到变质，不得不提的是那个在海外总是打着共和国建国大将罗瑞卿儿子的名头反华的罗宇等）

而大年三十被“请”回国的肖建华当然也属富豪涉政，但据闻2015年股灾（被定性为”经济政变“），幕后黑手不只是肖建华一个，更有红二代，官二代参与其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共和国的反扑非常人所能想象。杨晓渡指的”商人谋权“，有无一份名单？他们是谁？或杨晓渡真正指的是谁？我们不清楚，但肯定有人清楚。

最后，回到在那个论坛上，杨晓渡还表示，腐败只会损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起来，只有坚决地把腐败搞下去。把腐败问题解决了，发展才会是健康的持久的。“如果说有哪一个政党或者哪一个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秉持公正，这个政党、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的”。

值得的一提的是，杨晓渡答问时引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说，“对腐败的防范和腐败的治理是一场永远的战争。只要有市场经济，只要金钱还能跟权力发生作用，就还会有腐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决心。每一个腐败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努力去工作。”

就此来说，习近平在2016年“两会”前后提出的“新型政商关系”，意味着中共早有整治政商关系和生态的意向。最后，笔者补充，国有企业是阻止私人利益集团扩张至国家权力的有力武器，也是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国有资产不应落到有钱人手中。因此，笔者坚决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切改革。而所谓互联网+政策，也存在令制造业空心化，有为互联网巨头度身定做偏袒之嫌，在互联网被私人企业及域外势力垄断的现实中，这一政策值得反省。

(201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