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倘當選 中國政策或與特朗普有2同5不同
中美角力白熱化之際，美國大選進入衝刺階段，儘管部份民調反映民主黨拜登支持度企硬，但誰入主白宮仍有許多變數。而拜登倘成功當選，中美關係會怎樣變化、有沒有喘息空間？只要看看拜登的中國政策團隊，或許可見端倪，與特朗普相比或有兩個相同、五個不同。
根據目前已知的信息，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團主要包括以下成員：
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他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先後擔任過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安顧問，並在2015至2017年間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布林肯還是一家爲企業提供地緣政治和政策咨詢的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創始人之一。
傑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他是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高級政策顧問。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他接替布林肯擔任了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在此之前，他是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
拜登中國政策團隊 多來自奧巴馬時代
蘇珊·賴斯（Susan Rice)。她是拜登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關鍵同僚，2009年曾被任命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於2013年成爲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 Power)。他曾是奧巴馬的親密幕僚，從奧巴馬擔任參議員時期便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並在奧巴馬2008年競選總統時擔任他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2013年起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庫爾特·坎貝爾 (Kurt Campbell)。他在2009至2013年間擔任國務院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是奧巴馬政府負責中國事務的核心成員之一。在離開國務院之後，坎貝爾成立了一家名爲The Asia Group的咨詢公司，爲有意進入和開拓亞洲市場的企業提供戰略和商業建議。
伊利•拉特納 (Ely Ratner)。他目前是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執行副總裁和研究主任。他2015年至2017年擔任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並於2011年至2012年在國務院中國-蒙古事務辦公室任職。
托馬斯•多尼倫(Thomas Donilon)。他曾在2010至2013年間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從履歷來看，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幾乎全部來自奧巴馬政府。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爲（David Firestein）指出，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和特朗普政府是相當不一樣；因此拜登倘當選，對中國政策會很不同。
美國之音網站整理拜登中國團隊過去的言論，可預計拜登的中國政策會同特朗普有兩個相同、五個不同。
第一個相同：繼續反思對中國接觸政策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1969-74）時期以來，民主、共和兩黨的「對中國接觸政策」都基於一項假設：如果美國加深和中國的商業、外交及文化往來，並努力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中國就會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改變，比如政治自由化，經濟市場化，更遵守國際規則，參與公平競爭和國際合作。
但這一觀點在奧巴馬事期已改變。正如庫爾特·坎貝爾、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發表文章稱，美國的外交政策屆多年來一直高估了美國改變中國的能力，既往的對中國政策是基於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並沒能促使中國做出美國所希望的改變。他們呼籲「摒棄過去那種一廂情願的想法」。
第二個相同：支持南海航行自由、台灣現狀、與印太合作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對南中國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航行自由的問題上。
布林肯2020年5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美國在南海的政策基礎是確保自由航行，其參與會是從堅持國際法，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出發。坎貝爾認爲，美國需要讓中國認識到對航行自由的威脅，可能對中國經濟産生破壞性後果。
在台灣問題上，坎貝爾曾表示，不單方面改變現狀可能是最好的戰略。多名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都曾表達繼續「重返亞太」戰略的意願，這與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有吻合之處。
第一個不同：不冷戰、不脫鈎
儘管對接觸政策有所反思，但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普遍不贊同「新冷戰」和與中國「脫鈎」的說法。
伊利•拉特納今年8月在保爾森研究所的訪談中表示，中美兩國不會走向冷戰。他認爲，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中國和美國現在有更密切的經濟交流，中國也已經融入國際體系，其他國家並不願意在兩個集團之間選邊站。他提出，應該一個議題一個議題地與中國競爭，而不是重演冷戰式的全面對抗。
安東尼•布林肯九月在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上說，「我認爲，像一些人提出的那樣，試圖完全與中國脫鈎，這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
第二個不同：美國的焦點要從改變中國，變為提升美國競爭力
在不走向中美冷戰，不完全實現中美脫鈎的前提下，拜登團隊強調與中國博弈時，要提升美國自身競爭力。
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上寫道，「美國亞洲戰略的指導方針，應該是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中國，也不試圖使中國變得更好。華盛頓應該更多地關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與行爲」。
托馬斯•多尼倫去年6月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戰是與中國競爭的錯誤手段。他寫道，「防禦性保護主義應對不了中國的挑戰，只有（美國）國內復蘇才能做到這一點」。
第三個不同：恢復盟友關系與國際領導力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還有一個共識，就是美國應該抛棄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先」原則，修復與盟友的關係，繼續領導世界。
布林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將美國所擁有的聯盟，視爲美國的核心力量來源，而這「正是中國不曾享有的」。他批評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尤其是在亞洲，正中中國下懷。
此外，他還指出，中國一直試圖在國際組織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力，以搶佔美國的利益，而美國自行放棄領導地位，爲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
曾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蘇珊·賴斯也多次撰文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這些外交政策專家認爲，雖然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具有缺陷，亟需改革，但美國要做的不是退出，而是繼續加強在這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主導改革，確保改革方向符合美國利益。
第四個不同：將價值觀作爲外交政策的核心
中美競爭也涉及到兩種價值觀之爭，拜登的智囊們認爲，贏得價值觀之爭爲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抵抗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模式輸出至關重要。多位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表示，拜登政府會將人權問題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上。
布林肯曾表示，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爲我們自己的麻煩火上澆」，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
第五個不同：站在強勢地位與中國合作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在著力於中美競爭的同時，也都表達了中美在氣候變化、應對疫情、防止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
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爲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同時呼籲美國在抗擊疫情上與中國合作。這封公開聲明的簽署者當中就包括賴斯、布林肯和沙利文。
沙利文和坎貝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不應該與中國先合作再競爭，應該避免讓合作變成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是必須准備好「全程競爭」，只在「我們真正有效地設定了競爭條件後才合作」。
美國時政評論人士，從歷史來看，任何一個剛當選的美國總統都會在第一年裏試圖跟中國發展合作關係；因此，如果拜登勝選，也會見到一段冷靜時期，但或在一年左右之後，中美可能會回到現在的緊張狀態。
（评论家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