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刻大辯論儒家文化衝擊美國秩序

二零二零年最深刻改變世界格局的，莫過於這場世紀疫症，新冠肺炎自二零一九年底開始爆發，半年內席捲全球。中國作為最先出現疫情的國家，卻最先克服疫情，抗疫成功。全國十四億人口死於新冠病毒只有四千多人；而美國作為世界文明「燈塔」，三億多人口迄今卻死了二十八萬多人，觸目驚心。治疫考驗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是對於人民素質、政府能力等各方位的總測試。中國具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強大動員能力與組織紀律，再加上儒家文化的社會底色，人民自律、遵守秩序，成為全球最快從疫情恢復的國家，出口經濟飆升百分之二十，中國大小城市到處人山人海一片繁榮，與美國陷入疫情難以自拔、經濟蕭條、進退失據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時刻」的儒學底色

「中國時刻」意味著中國內部具有道路自信，內部凝聚力達到高峰，而美國則面對南北內戰以來最撕裂的時刻。越來越多學者發現，中國政府的文化底色是儒家文化，重視社會和諧，人民願意為家國犧牲部分權利；相反，西方在極端個人主義的追求下，將個人自由凌駕集體安全。部分美國人在疫情裏反口罩、反社交隔離，視為剝奪自由，寧願死亡也不要戴口罩，結果造成疫情失控，一發不可收拾。

新加坡外交官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就指出，美國領袖和精英一直以為，他們今天的對手是中國共產黨（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但其實今天的北京領袖早就蛻變為「中華文明黨」，也是CCP （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以復興中華文明的榮光為己任。他在新書《中國贏了嗎？》（Has　China　Won）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並沒有植根於外來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而是植根於中華文明」。

東亞文明的根在儒家文化。這其實在東亞抗疫的表現中能夠也充分地體現。這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等，都在這次疫情中比歐美表現更好，而它們都具有濃厚儒家傳統，強調人對於社會的責任、承擔，社會著重每人克盡己責，維持社會秩序。

從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到《時代週刊》的論述，都發現美國精英對中國崛起以及美國如何重奪國際秩序議程的高度焦慮，美國像是跌進黑暗的隧道，中國則似乎進入了百年歷史未見的「高光時刻」。中美此消彼長，固然體現在直觀上經濟數字的拉近，依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總值更超越了美國。但更讓西方焦慮的是三十年前、冷戰結束之際所說的「民主制度」一統天下的夢想幻滅。

美國學者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已經被終結，福山本人也放下意識形態枷鎖，強調「善治」（Good Governance），肯定中國的治理經驗。疫變裏中國的治理邏輯被證明其合理性，「儒家文化圈」的日韓、台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地區也在疫中交出不俗答卷，這些東亞經驗無疑都代表儒家文明的優勢，反而美國的意識形態優越性備受質疑，世界價值體系將漸趨多元化。

「中國時刻」的提法源於中國新儒家學者姚中秋首倡「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是他與法學家高全喜在二零一二年共同提出的概念，意指世界歷史將會在某個時刻受中國施以極大影響力，甚至受中國主宰。在二人之前，類似的想法已多有提出，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就曾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崛起論相關的著作不絕，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斯二零零九年推出《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也有類似觀點。金融海嘯令「中國崛起」被提上議事日程。

時隔十二年，二零二零年的世界疫變也使中國「文明復興」成為討論焦點，中外都熱烈討論疫情是否讓中國勝出，《經濟學人》在今年四月十六日封面標題就是《中國在勝利之中嗎？》（Is China Winning），這和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在疫情前著作《中國贏了嗎？》前後呼應，把中國的領導模式視為對美國霸權的有力挑戰。

意識形態主動出擊

在「江胡時代」，中國在意識形態上顯得畏首畏尾，一方面表示認同普世價值，亦步亦趨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二零零七年，俞可平語），但隔了近十年，俞可平在二零一六年的著作《走向善治》也像福山一樣，更看重國家的治理能力，把法治作為民主、善治的基石。隔了十數年，中國也敢於挑戰西方的宣傳體制，過去外交部發言人面對問難總是閃爍其詞，如今則在澳洲軍人虐殺阿富汗婦孺議題上主動出擊。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十一月三十日在推特（Twitter）附上中國網絡畫家「烏合麒麟」用CG技術創作的諷刺漫畫《和平之師》，作品內容為一名澳洲士兵站在巨大的澳洲國旗上用刀架在一名抱著綿羊的阿富汗少年的喉嚨，諷刺澳洲殺害婦孺，不能被稱為和平、正義之師。這引起了澳洲總理莫里森的反擊，兩國交惡。但「趙立堅推圖事件」代表著中國對於西方價值雙重標準的主動出擊，不再是被挑戰時的條件反射式回應。

二零二零年也是中國宣布全民脫貧的關鍵年份，代表數十年來中國「奔小康」路途達到里程碑式的目標。有別於美式自由放任主義，中國一直通過國家的「有形之手」促進國家東、中、西部的財富再分配。習近平任內則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方針，希望扶貧不只是短期效果，而具有長遠的成效，而不是政策完結扶貧就變成「復貧」，習近平執政八年以來的扶貧工程包括把整個貧困村落遷移，引進網紅經濟等方法。這當然也和當前中國政府的財政實力有關，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在財富上作出二次分配，通過國家級的產業政策、地理大遷移的方法去完成，通過這些「國家級工程」論證中國大政府的合理性。

世界秩序的中國式構想

中國內在理路的延續與外交政策的調整，都顯然代表著中國由「韜光養晦」、「不當頭」轉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政府漸漸對世界秩序有自己的想法、藍圖，「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用基建去改寫「英美海權秩序」，代之以鐵路貫通歐亞大陸的「陸權秩序」。中共「兩個一百年」的構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之際（即二零二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即二零四九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百年藍圖早在江澤民時代就訂了下來，並為習近平所繼承，顯然中共領導具有較強的延續性，朝著民族復興的道路前進。

對於「兩個一百年」的發展藍圖，美國思想界部分人物以近乎恐懼的態度回應，最明顯的代表作就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把中國國家意志神化、陰謀化，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棄建立影響世界秩序的企圖心，百年來不斷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對歐美進行戰略欺騙，通過進入全球化體系不斷壯大自己。經過特朗普任內當局的宣傳，白邦瑞的中國想像顯然已成為不少美國人心中所信。

思想界的「莫干山會議」

關於「中國時刻」最重要的論辯在二零一二年發生，當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舉行首屆知行思想年會，主題正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會議雲集了中國思想界名人，包括新儒家健將姚中秋、自由派領軍人物張千帆、許章潤、任劍濤等、「新天下主義」提出者許紀霖等人，會議盛大堪與一九八四年浙江影響中國經濟界深遠的「莫干山會議」相提並論，只不過這是在價值體系、思想界的「莫干山會議」，中國內部有關「中國時刻」的討論幾近可以在這裏找到淵源。

會議裏首先由高全喜、姚中秋率先對「中國時刻」進行論述，姚中秋的論述與他今年出版的著作《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雷同，主要有兩大重點，一是闡明中國的參與如何影響現代的世界體系；二是以政治儒學的興起為標記、中華文明的復興如何發生。姚中秋對政治儒學未來參與現實政治、社會價值體系的影響非常樂觀，也認為儒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可以將西方現代價值體系統攝成一個新的、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體系。今年，姚中秋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更認為「疫情加快世界格局的調整，美國已向全世界證明其『德不配位』，中國地位將進一步提升」，也更加堅定他以「歷史政治學」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國，創造新的普遍性理論，以使人類『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姚中秋基於「新儒家」的觀點引起極大的關注，尤其是自由派的問難。

「中國時刻」引發質疑

會議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劍濤就說：「他的發言是宣言，不是論文，『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一命題，在某種意義也是宣言。」自由派的許章潤也說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具有「深刻的緊張」，包括理論的緊張、思想的緊張、甚至於道德的緊張，認為當「渴望提供一種基於中國立場的全球視野的政治觀念……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才有望實現」，認為姚中秋把「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定位為「儒家時刻」，另一方面又著急這一時刻成為自由民主憲政建國的時刻，這有明顯的「內部緊張」。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指「中國時刻」論述大而無當，他認為「中國時刻」在方法論用整體論把複雜的中國概括會出現很多漏洞，也沒有關注到眾多弱勢群體的命運。

「中國時刻」的論述無疑引起了不少質疑，沒有參與會議的思想史名家葛兆光就在著作《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不無嘲諷地說：「伴隨著所謂『中國崛起』，一些學界朋友已迫不及待地在討論『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又說「這個說法大概非常被發明者珍愛」。葛兆光認為，這些論點的提倡者不光是空想，也希望付諸實踐：「他們更願意打破現行國際秩序，讓這個『烏托邦』（即「天下」）成為一種『世界制度』，以及由這一『世界制度』建立一個『世界政府』。」葛兆光甚至針對兩篇論文《重回世界權中心的中國》、《超越民族主義——世界領導性國家的歷史經驗》，認為其想法「頗聳人聽聞」。

文明崛起超越單邊主義

隨著中國崛起，國際上擔心中國成為另一個霸權、帝國的聲音與日俱增，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甚至在美國成為意識形態主流，分野只在於如何遏制中國、同時保有美國建立的世界倫理秩序。「中國時刻」的論者們，不論是姚中秋，還是「新天下主義」的旗手許紀霖顯然都希望中國「文明崛起」，不再是「美國式」單邊主義凌駕列國意志的國際秩序。他們對於中國的樂觀固然有民族主義的成份，但也在展望世界應當有更合理的國際秩序，不單是弱肉強食的叢林。

對於「中國時刻」的討論，由發端到今天已有八年，漸漸成為重要的討論名詞。歷史學家唐德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有「歷史三峽」論，展望中國經過不斷的歷史轉型，在本世紀中葉可以成為「政治社會大轉型」，屆時中國揉合美蘇制度、本國文化而新之的制度，可以在國際為人類發揮更大價值，甚至可與美國「輪流坐莊」，可以說是最早的「中國時刻」論述之一。無疑，中國還具有許多社會問題，「中國時刻」論述也並非惟我獨尊式的自我吹噓，不少論者也認為「中國時刻」重點在於中國文明價值與現代民主自由價值對接，建立新的「價值體系」，把自由派的訴求也包括在內。

歷史三峽的浪濤滾滾而來，自鴉片戰爭以降已有一百八十年，回望峽裏帆影不絕，死人無數，眼前蔚藍色的世界卻是對於中國文明價值最深刻的挑戰，也真正考驗中國人的智慧，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而儒家文化的底色，也在這次抗疫成功中，展示衝擊美國秩序的力量。（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