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和马云的沉沦：内卷还是资本“原罪”？

时隔50多天，马云麾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继暂缓上市后被通知将再被约谈，同一天孵化蚂蚁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也陷入反垄断调查。自从10月24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峰会上颇具挑战姿态地发表了对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监管的不同意见后，阿里巴巴几乎一直同时处于政治与舆论风暴中。因此，这一天的到来对于阿里来说，或许并不突然，但对于高歌猛进了十余年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来说，似乎刚刚如梦初醒。而这一风波，震动的将不仅是阿里与马云。

11月24日一早，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不足百字的消息：

对此，新华网援引一则自媒体评论“字少事大体”以表意见。差不多同一时间官宣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消息一出，恒生指数应声下跌。舆论早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看待蚂蚁集团及阿里巴巴事件的一个基本立场是，马云的外滩讲话是外界从表面看阿里风波的一个显见信号，但绝不是所谓“大老狂言激怒监管层”的戏码。

从11月2日的“蚂已今服”事件到12月1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12月末的年度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中共2021年度八大重点工作之一，有一定政治嗅觉的人士都可以看出阿里风波绝不是偶然，所谓的金融监管与反垄断上升到中共高层政治高度的政策背后，是一个更为宏观层面下的考量与规划。

2020年10月末的中共五中全会发布的中共《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提到，制定该次中国未来五年计划乃至十五年远景目标方案的原则之一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中国制度优势。多维新闻曾在《网络反垄节制金融 中共五中全会后经济理论转变》一文中认为，中国正在形成并提炼出一种突破二战后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路线，在这一主张下，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资本创新，另一方面开始走上节制金融资本和网络垄断资本的道路。

可以说，阿里巴巴和马云最终被盯上只是时间问题。不过，阿里巴巴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指控究竟是如何被认为是中国监管层急务的呢？

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收割了中国互联网的野蛮生长期后已成长为一个近10万亿（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市值的巨兽，其资本能量可比肩一座中国一线城市。在互联网大老曾构想的“尽可能多地控制‘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规划之下，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与阿里齐头并进的另一互联网巨头腾讯系与阿里几乎瓜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从电商零售到运输物流、从文娱到外卖出行，以及延伸到传统银行之外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孵化出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平台。

在互联网巨头的分庭抗礼之下，“要么生、要么死，要么成为阿里或腾讯”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生存境况。短短几年间，横空出世的各大互联网独角兽要么被并购，要么在派系中选边站。美团创始人王兴曾这样描述中国互联网巨头对行业的收割：“在这个战场，没有边界，亦没有终局”。

曾有人根据活跃用户数量排名，中国APP前10名与前30名中，腾讯与阿里系两者合计垄断7成份额，在这种格局下，阿里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的深度渗透不仅改变底层商业形态，甚至一定程度上掌控着民众的基本生活形态。

垄断的潜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实）危害，对于用户来说则是“店大欺客”，通过平台的放大效应，收割“韭菜”（包括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的无限索取）变得顺理成章。而对于监管层来说，业务依托金融机构展开的蚂蚁集团，不仅触动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利益，分走了巨额的蛋糕——此前拟上市估值远超工农中建四大行，而且以埋藏了巨大的暴雷风险。这也正是中国前财长楼继伟所警告的要防止赢者通吃、大而不能倒。

在这些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另一面是，疫情影响、印度封杀、美国反垄断等因素下的资本逆全球化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内卷，首当其冲的是互联网资本的内卷。这将导致互联网巨头在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扩张。通常意义上，竞争，比垄断，带来更多的创新。而互联网巨头垄断对竞争的阻碍，对创新的扼制以及对中国国内市场供求的份额掌控使得处于经济调整期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于是在第11个“双十一”电商狂欢节的前夕，也即2020年11月10日，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反垄断法》发布十二年来，首次将电商平台纳入反垄断监管。

当然，无论是马云还是阿里、蚂蚁，都是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那个标杆，而如今中国官方对阿里的反垄断调查与对蚂蚁的约谈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更现实的中国内外发展环境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调适，尤其需要标杆性企业的指标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舆论对阿里的讨论不应落入落井下石与一棒子打死的看热闹俗套，而是从阿里的反垄断调查去观察，在新的经济政策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将如何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