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50年釣島戰雲密布綠營角色曖昧

五十年前，日本政府派遣軍艦驅趕位在東海的釣魚台列嶼（日方稱尖閣諸島）作業的台灣漁民，北美及台灣的學生與學者們同仇敵愾，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大陸稱釣魚島），這頁戰後台灣的歷史，在台港與全球華人掀起的效應，前所未有，驚天動地。這場以啟蒙與愛國為核心的知識青年運動不僅深深影響一整代人的生命，也對兩岸三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各方面造成難以估計的影響。

半世紀彈指即過，今年是全球華人保釣五十週年。釣魚台列嶼仍掌握在日本手裏，而中國大陸自習近平上台後，即加強派出海警巡邏，不時與日方對峙，但台灣綠營方面，已經難以保衛台灣漁民的權益。台灣老保釣還在喊保釣，但已經呼喚不出台灣青年的熱情，今天台灣政治似已與這段歷史隔絕，老保釣、前總統馬英九在任時曾給予保釣最大程度的支持，但依舊突破不了釣魚台主權被日本佔領的局面，綠營則因長期仰美日鼻息，對釣魚台漠不關心，使得保釣幾乎變成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表態。

中美日緊盯東海「火藥庫」

蘊含豐富石油的釣魚台海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比起五十年前，東海情勢更加尖銳化。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鍾偉倫（William Choong）曾經警告，和南海、台灣，還有北韓武器計劃等東亞其他閃點相比，東海可能更像火藥庫。

中國大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正式通過「海警法」，根據該法，一旦中國船艦在海上受到「外國組織和個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臨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時」，海警機構有權動武。

大陸船隻不時在釣魚台海域「自由航行」，讓日方有如芒刺在背。被稱為「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的二加二會談三月十六日在東京舉行，雙方達成協議：持續反對任何尋求改變現狀或有損日本管治釣魚台列嶼的片面行動。在稍早之前，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與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已於今年一月二十四日進行電話會談，雙方確認了釣魚台列嶼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美國有義務對日本領土提供防衛。

隨著美日結盟態勢，很多人憂心日佔釣島情勢已難逆轉。七零年代台美仍維持邦交關係，儘管有保釣加持，尚且無法要回釣魚台，如今情勢更加嚴峻，台灣甚至連話語權都不保，當年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釣魚台主權爭端，但中日的反應都很冷淡，顯示在釣魚台問題上台灣已被邊緣化。

不必諱言，台灣作為全球華人最重要的保釣基地，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保釣議題長期缺乏資源，以致未能獲得台灣社會應有的重視，參與保釣活動者的年齡層反映保釣的窘境，出席者稀稀落落，多數是白髮蒼蒼的老者。保釣由盛而衰，這多少可歸結於主政者對領土斷送的軟弱態度。

老保釣、電影導演王正方表示，五十多年前，保釣參與者就明白不能期望台灣政府對保釣有任何作為，因為台灣在政治上、經濟上依賴美日太深，為了生存絕對不敢為八個無人小島開罪這兩大國。到如今民進黨上台，情勢更壞，弱國無外交，這是殘酷的現實。

但是保釣人士不願放棄這份執著，雖然面對極其艱困的情勢，至今他們仍堅持保釣的信念，儘管聲音微弱，卻很誠懇，他們不能想像有血性的人怎麼會對國土淪喪如此蠻不在乎，而這充滿憤怒與急切的激情召喚出了當年的理想，如今他們期許七零年代發光發熱的保釣熱火能再次在台灣點燃。

為紀念保釣五十週年，釣魚台教育協會（釣教協）四月十日在台灣師範大學舉行研討會，預定在九月間舉行「討海護漁保釣大遊行」，並搭配製作紀實短片、少年繪本、民俗小戲，以及出版專書、巡迴研習等，建立釣魚台的鄉土意識，讓釣魚台通識教育向下扎根，以建立全民積極捍衛釣魚台的共識。

「生計保釣」重接地氣

二零一五年保釣健將林孝信過世，保釣重任落在他妻子、成功大學公衛所特聘教授陳美霞肩上，這名個頭不高的堅毅女性正預備帶領保釣走一條新路，不再陷入主權問題等無止盡的糾葛之中，而是務實地回歸到這塊土地，與漁民站在一起，簡單來說，就是重新整隊，將知識分子與漁民兩股力量凝聚起來，從以往的「理論保釣」轉化為「生計保釣」，重接地氣。

台灣漁民並不是保釣的新兵，當年保釣即是因漁民遭日艦驅趕而起。七零年代之前，台灣漁民世世代代在那裏捕魚，經常登島洗淡水澡、撿鳥蛋、採集海芙蓉（中藥材），上釣魚台，就像「行灶跤」（進廚房）一樣的自然。釣魚台情勢的變化發生在七零年代，美國將釣魚台隨著琉球群島交給日本以後，釣島周邊水域就被日本武裝力量牢牢控制，從此釣魚台周邊便成了禁區，台灣漁船難越雷池一步。

陳美霞說，從二零零六到二零一二年，短短六年內台灣漁船被日本公務船騷擾、噴水柱、扣押、罰款、逮捕至少兩百次，五十年的保釣歷史堪稱台灣漁民被日本武裝欺凌的歷史。蘇澳漁會前總幹事林月英批評日本看起來很文明，但動輒對台灣漁民擄人、擄船，「錢進來，人就釋放，為什麼這麼土匪」？為了討生活，漁民帶著斑斑血淚，咬著牙鼓浪前進，奮勇站上保釣第一線。

在保釣半世紀風雲中，台灣漁民從不曾缺席，早在二零一二年，討海人就承擔保釣重任，扮演先鋒部隊，集體衝撞釣魚台，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台日「海戰」。保釣新銳、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王智明稱，今年保釣五十有兩個方向，其中一個主軸是漁民，這是保釣首次把漁民放在問題的核心和前線。「這大概是二十年前林孝信回台後重新再搞保釣很重要戰力主力的轉化」。

台灣成保釣唯一基地

其次，過去二十年保釣很重要的變化是兩岸關係帶來的影響。大約在十年前，老保釣期待兩岸聯手保釣可以把釣魚台拿回來。「這個期待在過去十年基本上落空了」，王智明表示，落空不僅是台灣方面的問題，也不僅是兩岸關係變壞，儘管釣魚台仍是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但北京已經不把它當作社會運動的層次來操作，現在大陸民間沒有什麼保釣的空間。「搞保釣，很敏感，會被請去『喝茶』」。

「反過來看，保釣作為一個運動，台灣變成是唯一還有一點香火的地方，這是保釣五十很意外、但又必然的結果」。他說，香港也曾經是很重要的保釣基地，但現在搞保釣已經變成「很不合時宜的題目了」。

釣魚台的主權和漁權還在東海飄盪，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回顧保釣運動，自一九七一年迄今至少有四波大規模的運動。除了北美開啟保釣先河，迅速發展形成了燎原之勢，並擴展到台港各地之外，其他後續幾波保釣行動也都大有斬獲。

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清晨，前新北市議員金介壽與香港計程車司機陳裕南突破日本封鎖，登上釣魚台，分別將青天白日旗與五星旗插到岩石上，不約而同讓這兩面旗幟在釣島飄揚，儘管很快就被日本人取下，但卻是一幕歷史的「定格」，為釣運史留下經典畫面，也在台灣人的集體心靈上留下永難抹滅的記憶。

「九二五」保釣以小搏大

面對日本的無理驅趕，站在釣魚台浪頭上的漁民們不得不群起反抗，最近一波的保釣行動即由漁民擔綱，號稱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保釣行動。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八艘漁船浩浩蕩蕩向釣魚台前進，當時執政的馬政府也出動了十二艘船組艦隊護航。

當天大批漁船由蘇澳區漁會理事長陳春生率隊，經過十幾小時的航行，挺進到釣島三海浬左右，三十四艘日保安廳船艦早就嚴陣以待，戰事一觸即發，領航的蘇澳籍漁船「永昇一零六號」以小搏大，突破對方防線，上午八時許日艦開始用水砲攻擊漁船，護航的海巡艦也用水砲還擊，雙方你來我往，爆發台日大戰，鏖戰半個多小時，漁民眼看無法如願繞行釣島宣示漁權，宣告撤退。當時，陳春生和總指揮、漁輪公會理事長林日成成功抵達釣魚台離岸二點一海浬，高喊：「釣魚台是我們的！」寫下二零零零年以來台灣船隻距離釣島最近的一次保釣行動。

「九二五保釣行動」突顯出台灣漁民的勇敢，為保釣立下大功，也因為這場自發性的英勇壯舉，讓釣島持續成為全球認知的爭議領土，台灣才有在國際發聲的機會。而漁民本身也沒有空手而回。陳春生說，過去台日漁業協定談判了十六年沒有結果，但在「九二五」之後，日方即點頭簽署了協定，從此劃定十二海浬範圍，台灣漁民作業範圍比之前擴大一千四百海浬（四千五百三十平方公里）。

儘管設定釣魚台十二海浬界限，但也不意味漁民的作業行動沒有風險，中間還是有引發爭端的模糊地帶。「海水是流動的，不像一條柏油路，東邊我的，西邊你的，可以有清楚的界限」。蘇澳漁會理事長蔡源龍說，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時延繩釣有時會隨著潮水流進十二海浬，日本公務船就來驅趕。

政府軟弱台灣漁民受害

就在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蘇澳籍漁船「新凌波二三六號」於釣魚台附近海域作業時，遭到日本巡邏艦甩尾衝撞，造成該漁船船頭損壞，成為近八年來台日海上最嚴重衝突事件。船長陳吉雄激動地說：「蔡總統說寸土不讓，那為什麼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去釣魚台海域捕魚反而被欺負？」遺憾的是，還沒等到蔡英文的回應，他就不幸在三個月後疑似落海身亡。

蔡源龍強調，日方堅稱兩船是在航行間碰撞，卻未提出影片佐證，口說無憑。但他也很無奈表示，日本承認一中，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我們比較弱勢」。這名七十二歲的蘇澳漁會大家長多次代表漁民參與對日漁權談判，在保釣五十研討會上，講到「弱國無外交」時，不禁潸然淚下。

在野黨對「新凌波二三六號」未獲日方道歉深感不滿，痛批綠營「遇日則軟」，官方掛在嘴邊的捍衛主權和漁權全是空話。馬英九也在保釣五十研討會上抨擊蔡政府對日本卑躬屈膝，政府不但無法為保釣助力，甚至弱化保釣意識。

被日船驅趕、騷擾、衝撞或扣押，看似台灣漁民的宿命，但台灣討海人似乎有一種打死不退的天性，這幾十年來他們始終站在保釣最前線與日本周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英勇事蹟發生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八日。當天一早七點三十五分，漁民通報漁業電台，有一艘台灣漁船被日本水產廳公務船驅離，而附近其他的船隻則被公務船用廣播警告，說這是日本的海域，要台灣船隻離開。當時在附近海域的五十多艘蘇澳漁船聽到廣播，隨即趕往馳援，大夥聯合起來將日本公務船團團圍住，日公務船進退不得，狼狽不堪，只得打電報回日本保安廳求救。

「保安廳再打給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部再聯絡海巡署」，宜蘭漁權會理事長楊德信回憶指出，之後海巡署就命令這些漁船解散。那場絕無僅有的保釣勝仗，讓日本人見識到台灣漁民慓悍的一面。

釣島主權爭辯不休

釣魚台的主權歸屬，這幾十年來爭辯不休，台灣、日本和中國大陸各執一詞。日方則堅持釣魚台群島並不存有爭議，這群島原是屬「無主地」（terra nullius），日本是基於「先佔原則」所獲取的。但北京認為釣魚台原本就屬於中國大陸領土，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後趁機將之竊取。

台灣則是一貫主張：「釣魚台列嶼無論就歷史淵源、地質結構、法理依據或台灣漁民傳統作業漁區等觀點而言，均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不容置疑。」當中也出現過變化，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後，滿清戰敗，日取得台灣及釣魚台。之後一九四五年二戰日本投降時釣島隨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現在是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十三鄰，郵遞區號二九零四一。

一九五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部分同盟國成員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美國根據這個和約，接受託管琉球群島，並擅自將釣魚台列嶼劃入託管範圍。一九七二年美國結束對於沖繩的佔領，不顧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反對，將釣魚台連同沖繩移交日本。

研究釣魚台的馬英九堅稱，美國移交日本的是「行政權」，不是主權，不影響中華民國對釣魚台主權立場。根據前外交部長錢復的回憶錄記載，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美國將琉球歸還給日本時，美方認為釣魚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故同時歸還。但並不表示美政府認為釣魚台的主權屬於日本，有關主權的爭議應當由當事國自行處理，美國不介入。

然而國際情勢發生了變化，如今美國為了防堵中國大陸崛起，強化美日同盟戰略，從奧巴馬政府起，一直維持將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的立場，形同選邊站，對台灣相當不利。

馬英九在保釣五十研討會致詞表示：「我們的立場在於堅定主張我國擁有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對於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條約』恐釋放錯誤訊息，有損我國主權權益，我認為我們不該贊成。」

國際法學者認為，對於爭議領土的解決，由於爭議國之間對於領土主權爭議其實並不容易達成一個具有規範性的共識，使得擱置爭議的妥協默契成為解決爭端之暫時方法。因此有人認為釣魚台雖沒有徹底保住，但也沒有真正丟掉。這種說法似乎有點阿Q，不過也並非全然無理。

保釣歷史轟轟烈烈

王智明表示：「釣魚台至今維持爭議，在評價保釣五十年的第一個層次上，應該是保釣的功勞，這是毋庸置疑的。」

台灣年輕人沒有經歷過保釣，不知保釣為何物，但那些經歷過的人都會覺得青春無悔，生命沒有白過。那一頁轟轟烈烈的保釣歷史要從日本人的蠻橫開始說起，一九七零年暑假開始日本意圖染指釣魚台，將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旗予以撕裂，並數度驅逐長年在當地捕魚的台灣漁民。漁民回來申訴，引起台灣媒體關注與報道。

當時國際情勢對台灣十分不利，聯合國討論要排擠台北席次，改由北京取代。蔣介石當時亟需美日支持，因此忍氣吞聲，激起留學生強烈憤慨。

憤怒的海嘯波峰隨即在美國擾動，從東岸到西岸的校園展開串連。根據林孝信當年的回憶，留美學生開始醞釀保釣運動，先是在普林斯頓、紐約、波士頓、威斯康辛州麥迪森、加州柏克萊等地大學，分別自發地在少數留學生圈子談論。但這種討論迅速蔓延開來，透過《科學月刊》建立起聯繫網路，並開始成立保釣團體，不到半年一個全美的留學生運動已經隱然成形。

一九七零年底，正在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攻讀的王正方回憶，保釣之所以引起香港、台灣留學生的共鳴，純粹只是濃厚的民族感情，共同背負著百多年來中國所受的屈辱。他們立即籌備成立了「費城保釣行動委員會」，馬不停蹄在大費城地區舉辦了大小規模的演講會、討論會、說明會。更遠赴德拉瓦州等大學等地宣講釣魚台事件，各大學和學生團體的反應都很熱烈。

正當留學生如火如荼展開保釣行動串連時，國府卻試圖攔阻。錢復在他的回憶錄上寫著﹕「學生運動尤其是示威遊行，是絕對不允許的。在海外無法禁止，請教育部姚舜處長和中央第三組曾廣順去美與留學生溝通，希望這項行動不要為中共利用。」

也許是當年國共鬥爭失敗的陰影，讓蔣介石將留學生自發性的愛國行動視為中共挑起的反美反蔣運動，試圖壓制。老保釣傅運籌在保釣四十年時，回憶道：「我們純真，但非無知，我們激進，但非衝動，我們針對的物件清楚明確，不容含混，我們或許顯得激烈，因為那是經過太長期的壓抑後的釋放，但我們的憤怒和挫折感是無可懷疑的。」

海內外響應「新五四運動」

今年八十五歲的中研院院士項武忠還記得當年的盛況，留學生們或手抄或油印，編寫了許多的雜誌報刊在全美各大校園裏流傳。「我們甚至在《紐約時報》買下了整版廣告來宣揚保釣的理念。我們都覺得那是一場屬於我們的『五四運動』。」

事實上，當時遊行發放的小圓章上提出的口號正是「五四」當年所留下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強權不用說是指美日，國賊則是指國府，因其守土失責，對外怯懦無能近乎賣國。

保釣熱火點燃後一發不可收拾。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跟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遊行，將保釣推向最高潮，這一次示威的聲勢比之前更浩大，單單在紐約一場估計至少有二千五百人，甚至最多四千人。

王正方回憶說，四月十日在華府的示威確實是一次華人空前的聚集活動。來自東部及中西部的華人仍以台港留學生為主，以整齊的隊伍遊行，一路高歌呼口號至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大使館、日本大使館前各做停留，遞抗議書，喊口號、發表演說。聽著台上精湛、有時具煽動性的演講，群情高亢到不可自已。

在北美掀起的保釣狂潮不僅引起國際媒體注目，也震動台港，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民眾活在白色恐怖之下，但日本佔領釣島激起社會的怒火，一開始僑生最積極參與，逐漸本地生也受到感染。

首先發難的是政治大學僑生，在學生領袖王恩浦、鄭樹森等人的策劃下，政大僑生主導了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北部幾所大學的保釣示威抗議活動。前身是「黨校」的政大，開保釣風氣之先，連台灣大學都來取經。台大領導的抗議遊行隊伍在二個多月後的六月十七日成形，集合了政大、師大和清華等，約二千多學生，突破戒嚴禁忌，在美日大使館前示威。此舉開創了以後數十年台灣年輕人參與民主政治運動的先河，就像老保釣、作家鄭鴻生所說：「（保釣）是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第一次集體政治行動。」

保釣發展的不同面向

保釣在台美兩地所掀起的狂潮，基於各自不同的土壤環境，往後的發展命運也各有不同。鄭鴻生表示，當時由於保釣運動本身是基於台灣的政經社會條件與內在矛盾而爆發的，有著與台灣的社會現實較為緊密的聯繫，遂顯得十分在地。不同於北美的保釣基於其自身大環境而向統運發展，台灣的保釣則主要朝著島內的政治民主與社會關懷的方向進行。也就是說，在北美有空間去面對整個中國，而在台灣只能侷限在島內，甚至是校園裏。

王智明指出，華府的「四一零」大遊行是一個圖騰。它標誌著留學生愛國情緒的沸點，也是學生力量的展現，但也具現了理想主義未竟其功的困頓與挫折。

林孝信就曾寫道：「四一零」的華府遊行聲勢浩大，然而遊行沒有獲得正面回應，反而造成了失望與彷徨。因此，大家開始思考保釣不成的原因，也繼續探索延續保釣運動及其精神的其他可能。

王智明指出，正是在這樣的探究中，留學生回溯由帝國主義與國共對抗所形成的中國現代史，因而理解了釣魚台主權爭議的背後有著複雜糾結的國際政治圖謀與冷戰結構制約。一九七一年九月間安娜堡（Ann Arbor）會議中，保釣便正式分裂成左統、右統與中間派三條路線。其中左右路線之爭最為慘烈，這兩股政治力量在美國華人之間角力，彷彿國共鬥爭在海外的新戰場，保釣力量大為削弱，最後一次較大規模的遊行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在華府舉行，抗議五月十五日美國正式將琉球（包括釣魚台）移交給日本，約有一千人參加，此時保釣已成強弩之末。

資深媒體人王健壯寫道：「保釣的外在挫折，帶來的結果卻是台灣的內在反省、內在覺醒與內在蛻變；文學藝術的鄉土運動，政黨政治的抗爭雛型，以及威權統治的逐漸解體，都始於七零年代那關鍵十年，有人因此形容：保釣運動帶頭的七零年代是『現代台灣的原型』。」

新老交替保釣前路多艱

展望未來，保釣前路依舊多艱，要激起台灣人的保釣意識並不容易，遑論國際客觀的情勢難以改變。「保釣發展相當程度還是承接了五十年前的包袱，包括老保釣的心情、國族認同等，今天保釣不能夠邁開大步，是因為這個東西放不掉」。不願具名的保釣人士直言：「因為一談保釣，就談主權，一談主權，不是台灣，就是中國，一直在裏頭糾纏，就走不出來。」

他認為，保釣當然要堅持主權，但不能只談主權，這是新生代跟老保釣有一點差別或距離的地方，「讓主權的想像稍微有一點彈性，讓議題不是永遠停留在經濟發展或油源等裏頭，因為每次這樣講，就把問題講死」。

保釣的定位讓本來就狹小的這條路變得更窄。沒有明顯政黨屬性的林孝信當年「藍綠通吃」，所以可以吸引各路人馬一起投入保釣，後林時代，馬英九儼然成了保釣精神領袖，馬的號召力提升保釣能見度，讓微弱的保釣火種不至熄滅。

事隔五十年，回首來時路，很多老保釣喟嘆不已。王正方在一篇文章中，引述昔日保釣健將夏沛然的一段話，為保釣下了一個十分中肯的歷史註腳：「釣運真正深刻的影響發生在參加運動的每一個人身上。有人在釣運中成熟長大，脫胎換骨成了另一個人。有人在共同工作中結識了生死不渝的知心朋友，有人因此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侶，也有人為此妻離子散。有人毅然回到家鄉服務，也有人決心在異國終老。有人為這段時期的幼稚盲動羞愧，到現在還不願意去觸及記憶的瘡疤，也有人認為那些激動昂揚的歲月，是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時光。如果說在時代的洶湧的波濤中，釣運不過是短暫的一個小浪尖，構成這個浪尖的無數水花和泡沫，他們的奮鬥與掙扎、喧鬧與爭辯、探索與尋求、反省與沉思，也具體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色彩與特徵。」 （童清峰）

图：一九七一年台灣保釣遊行：凝聚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