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带路党”吴敬琏只出馊主意 福特基金会布局的另一员”大将“浮出水面！

华人时事评论家 蕭十一狼

据媒体报道，自4月爆发美国政府封杀中兴事件以来，中国痛感在核心技术方面被卡住脖子，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不到两个月六度公开发声，敦促科技部门实现核心技术方面自主创新。而就如何推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在中国朝野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政策大辩论。笔者发现，这场辩论的背后，竟然涉及到福特基金会。

这场辩论，主要是对于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战略路线，围绕“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辩论。

行政主导派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哲学，他们以当年中国在封闭状态下通过集中资源造出“两弹一星”来论证其主张战略的优越性。而市场主导派则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这二派观点，前者显然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哲学，后者也无疑是西方自由派的主张。笔者认为，归根到底，二种观点本质还是姓社与姓资的博弈，只是换了“汤”和场景而已。

中国经济界自由派代表人物吴敬琏，不出意外地是后者的支持者。

据报道，中兴事件后，吴敬琏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就中兴事件发声，称“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我的假说，就是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靠资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中国增长模式怎么转变呢?所要求的条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条件，是我们需要在问题上做深入的研究。”

吴敬琏的观点，本质是直指中国的经济体制，最终指向政治体制的，这与美国压制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经济改制的目的不是不谋而合，而是里应外合。6月2日，美国财政部部长姆纽钦在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时透露，美方希望透过磋商，寻求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助解决中美的贸易问题。可见，更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是美国的战略。

吴敬琏等西方自由派，指现行产业政策下的技术赶超，不少地方采取了由政府所属机构操办，资金投入哪个企业也由政府领导指定的方式。称“这种办法虽然见效直接，但是无法激励企业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往往造成贪污浪费，养成受益企业的依赖心理和习惯，打击其他企业的积极性”。

其所述的现象或是存在，但笔者认为世间万物总有其两面性，利弊并存的。与美国扼杀中兴，造成中兴仅仅一周就损失30亿美元及随时“休克“的巨大代价相比，吴敬琏等人所指的”企业浪费“简直不值一提。笔者认为，吴敬琏等人放大弊处，不提好处，背后有极深层的政治动机。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美欧垄断高技术市场的大环境下，中国走市场主导科技创新是一条死路。在美国及以色列掌握科技高端主导权，垄断市场之下，所谓“市场主导论”，本质就是将中国的科技生命，交给美以主导，其结果不用等几十年才看到，现在的买办企业联想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市场主导的中兴就是一个鲜活的下场。“市场主导”本质是“美国主导”，因为美国是目前唯一市场霸权。

但为何吴敬琏之流看不穿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在鼓吹中兴模式呢?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当然能看穿，但这个经济学家，不是站在中国立场看，站在民族立场看，而是站在美国立场，为域外势力背书。

为何吴敬琏没有站在国家与民族立场提供良策，而尽出馊主意呢?

根源就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等身上。

关于福特基金会，笔者前年就曾撰写《撩开二个大型的NGO组织的面纱》，里面有对福特基金会的详细分析。不过，为免成一家之言，笔者下面也摘取了一些分析，供大家做客观及理性的参考。

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

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

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

美国福特基金会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

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当然，这大概是2012年以前的事了。十八大后一切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中国近年实行NGO组织管理法规后。不过，这些基金会影响力至今还在，因为这是他们在华多年的经营布局，其中利益盘根交错。虽然未必能影响最高领导层，但在社会惑众搞搞舆论战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具体哪些人跟福特基金会等有着说不清的复杂关系。根据笔者看到的2011年一份资料：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笔者后面另有一篇关于粮食战争的文章)

吴敬琏：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进修。自此完全蜕变。吴敬琏的人生，1983年是一个分水岭。

厉以宁：福特基金会资助过。“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樊纲：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国民经济研究所。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周其仁：2011年6月1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周自己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盖特纳之父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周小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其任内大力主张购买美债。

易纲：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海闻: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朱民：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林毅夫：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当然，客观来说，不是每一个与福特基金会有染的学者或官员，就成为了美国的在华代理人。比如林毅夫，从其言行来看，跟吴敬琏及张维迎之流还是有不同的。不排除是“身在美营心在汉”的学者。

上述提到的人，我们先赠一句;真金不怕红炉火，咱们走着瞧!

但吴敬琏就不用走着瞧了，已经现形。

必须一提的是，中国泰山会邀请吴敬琏担任顾问，每年请他给富豪洗脑。可以说，柳传志公开要求的”政治地位“绝非一时口快去为企业家发声，而是与美国势力的长期对华战略的一种呼应。说柳传志是商界的”吴敬琏“，“茅于轼”也不为过。

据媒体报道，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这是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于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不难看出，吴敬琏领衔的研讨会，就是研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吴敬琏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或某些战时经济在朝向商品经济的改革的逆转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生政治上权力变化，这里且存而不论。另一种是“和平演变式”的逆转。”。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就是这样一部如何“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总体设计。改革开放前十年，在邓小平同志把关的时代，虽然有走资本主义的呼声，但公有制的主体没有动摇，他的改革底线是不出千万富翁和两极分划。“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占主导地位。吴敬琏的旨在“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被老邓否定并“搁置一旁”。吴敬琏之流带路并不成功。但这个群体中，还有另一员“大将”。

这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当中4个牵头人之一的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

不久前，楼继伟提出“中美夫妻论”的言论曾十分扎眼，但包括笔者在内，大多以为楼继伟只是拾人牙慧，最多就是“业务不精水平有限”，批批就算了。但笔者深究之下，其实不然。该论更是在中美贸易战前夕所提，背后动机现在回头看十分耐人寻味。事实证明，吴敬琏是在理论界惑众，但楼继伟却是实打实的用真金白银履行“中美夫妻论”，履行福特基金会的“任务”。

资料介绍，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间，楼继伟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14年6月18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投公司、中国银行、农发行等金融单位2012年度审计结果。曝光了中投存在82亿违规投资房地产等诸多问题。审计发现，中投公司境外投资管理不规范，对境内机构管控不到位，财务管理也比较薄弱。其中2008年至2013年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中有6个损失项目、4个浮亏项目、2个面临损失风险项目都存在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随后披露：

目前已经知道的是中投公司投资黑石、摩根士丹利、货币基金ThePrimary Fund以及东京电力公司表现“失利”。2007年5月，中投公司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买入黑石无投票权的股份，持股比例近10%。黑石完成IPO之后，金融危机突至，黑石股价即陷入长期低迷。中投公司的投资也长期处于浮亏状态。

2007年12月，中投公司斥资50多亿美元购买摩根士丹利发行的可转换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摩根士丹利股价暴跌。为了摊薄成本，2009年中投公司对摩根士丹利继续增持。2010年，中投公司以大大低于转股价的价格减持了股份。此外，中投还曾在美国出资50多亿美元购入一只货币基金，最终也因为跌破净值而清盘。

在2011年，中投公司被媒体披露间接参股了因日本地震和核电事故而亏损巨大的东京电力公司称其投资总额约为359亿日元(约30亿元人民币)。

中投年报显示，在公开市场股票投资方面，美国依然是中投公司最大的投资区域。对外投资股票中，美国市场占到49.2%，非美国发达市场股票占27.8%，新兴市场股票占23%。

有人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楼继伟更具体，玩的是“救美国跨国巨企就是救中国国有企业”的大戏!中投上述的投资行为，哪一点符合中国利益，哪一点符合民族及广大群众利益?!也就说，楼继伟任内，其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

2004年2月17日《参考消息》登载了一篇文章：《里根经济学登陆中国》。该文转载了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和法国《费加罗报》的两篇报道，内容是楼继伟向美国透露我国税制改革的计划(后来楼继伟一度惹上“美国间谍”的传闻)。

外媒报道，关于把33%的企业所得税率降到中外资企业“24%到28%”的统一税率，税改的“主要设计师”楼继伟表示：“这很像里根经济理论”、“我们希望给予企业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这种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其观念更多是美国的财税体制思路。

里根是何许人?他是美国的二流演员，却是冷战时期“优秀”的美国总统，其“功绩”就是成功令前苏联解体，成为冷战的“美国英雄”。而里根，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偶像(因此也招揽了里根时期任职的官员至白宫团队)。

楼继伟主力投资美国及奉行里根经济理论，与背后长期接受福特基金会赞助密不可分。

多年以来，网上网下对楼继伟的质疑还基于国安部的一份报告。国家安全部1989年6月的报告《关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中第一节的第三小节“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中提到：

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继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为何这名特工对楼继伟指名道姓？其中有何隐情？

各位看官，至此，大家觉得吴敬琏什么人?楼继伟是什么人?看看福特基金会办会是什么目的，就知道答案了。

试问，拿着外国基金会资金，为外国势力服务，又怎能为中国谋利益呢?笔者提醒的是，楼继伟退下财政部部长后的身份，一是亚投行理事会主席，二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呵呵。天理呢?莫非前日财政部副部长被免职，却是一个信号？

(20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