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6322之二：大国博弈下失声 中国智库也需“刀刃向内”

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现在，每逢重大节点，美国智库都会第一时间发声。

例如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日前称11月底的G20峰会是贸易战的“关键点”，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在同一天就G20峰会举行吹风会，亚洲经济高级顾问古德曼在会上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峰会期间有一半的几率达成“停火”协议。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甚至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初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全面指责中国”的演讲，被不少媒体注意到整篇演讲的思路与当中的不少观点都能看到哈德逊研究所的影子。

抛开美国各家智库的倾向性问题，种种现象背后透露出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 而中美贸易战至此，却见不到中国智库系统、持续的发声。或者更应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智库，为中国政府在政治决策、公共外交等方面提供帮助？

中国有智库吗

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关于智库的公认定义。以美国为例，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科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向兰德公司等为代表的“Think Tank”（智库）发出订单合同。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智库开始出现明显的意识形态分野，开始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并逐渐与选举政治深度绑定，得到高层级政治人物的支持与背书，如前文提到的哈德逊研究所，以及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 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智库。

按照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说法，中国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约有2000家，其中90%是体制内。 这些研究机构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党、政、军直属机构（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以及国务院各部门下设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另一类属于高校系统，如近几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及各地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研究院、研究所。

聚集了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从事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这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似乎与“智库”很像。而随着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到“思想库”、习近平在2013年4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批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智库纳入推进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国内舆论也开始将这些机构当作“智库”来讨论。特别是属于另外10%的民间研究机构，近两年数量快速增长，形态也更接近于西方智库，进一步强化了舆论场里“中国智库”的概念。

多重缺陷

不过根据美国宾州大学2017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球有6846个智库，其中中国有435个。也就是说，中国的研究机构有将近四分之三达不到智库标准。当然，西方式智库未必是唯一衡量标准，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的“智库”存在诸多先天不足。

从体制内来看，党政部门的下设研究机构，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更多承担了对所属部门或系统进行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高校系统的研究院、研究所首要的任务是科研与教学，但被外界称呼“智库”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有些信了。

可事实上，其研究模式大多只是简单复刻了本就水平欠佳的学术方法，表面上挂着研究院的牌子，实际上更像若干名“产品经理”带着手下的研究生完成一个又一个Project。特别是在“智库化”的导向下，这些本应更多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拿着中国各级政府划拨的科研经费，试图将申请的课题进行生硬的“成果转化”，追求“国家领导人批示”，以至于出现了迎合上意、押宝高层倾向的“上奏折”风气，反而加大了决策层的误判风险。

同时，在利益驱动下，在“研究无禁区，传播有分寸”的政治导向下，体制内智库学者又往往选择在安全区内完成既定政治任务，看破不说破的研究氛围很难使真正的问题示于人前。

中国的民间智库则在生存压力之下，其公共机构与咨询公司的定位常常纠缠不清。且由于中国官方在一些领域的信息披露限制，或只为体制内研究者开放，民间智库更是在某些领域天然地“输在起跑线上”。更何况“政治红线”始终高悬在中国民间智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两张皮”与“殖民地” 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让中国智库与决策层之间一直处于“两张皮”的状态，即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没有交互与影响。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官方缺乏对智库的信任与尊重。但事实上中国智库首先需要反省，自己的能耐是否能为自己赢得预期中的地位。中美贸易战进行至此，中国智库学者要么化身网络“大V”，通过博眼球获取个人利益，甚至用“中国全面超越美国”之类的民族主义论调赚流量；要么就是抱守象牙塔，研究内容与现实全面脱节也视而不见。

同时，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某种“殖民地”心态，也是导致其自身种种缺陷的重要原因，让中国智库在“第二轨道外交”中难以发挥官方所希望的作用。 中国智库中的大部分学者，求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是以学习各种西方著作为主（教材就是西方的），特别是目前具有海归背景的学者被中国智库视为一种用人标准，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美国）为师”的大环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智库拿出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带着西方教育理念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来看待中国命题，而偏离中国的实际（或者对中国实际根本缺乏了解），落入西方思维窠臼。

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两国的智库举办了为数众多的会议与活动，中国学者的表现，要么是说着与中国官方一样的话，要么是很难让美国学者理解自己的意思。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是，不少中国学者喜欢在对话中用英语同美国学者交流，似乎这样才能显得“国际化”，实际上自身的英语水平不足以支撑想要表达的意涵，反而让沟通变得低效。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直接用中文说出观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智库自身“不争气”，中国官方对智库“工具化”的定位、缺乏现代化执政思维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库的发展。对此，不少评论者认为，中国也应该建立西方国家的“旋转门”机制。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4月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旋转门”有着搭建知识与权力互动平台的积极意义，但由此制造出来的“学者-官员”人脉网络，也有逐渐异化的趋势：离任政客凭借原有的权势，转到智库平台上圈钱；有仕途野心的学者，智库可能是提前上演的“纸牌屋”。 而对于本就中央集权的中国来说，如何在可能到来的“旋转门”改革之后，避免形成“官学勾结”、制造又一个利益集团，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若从阴谋论的角度看，中国体制内或体制外智库普遍失声，不排除有人长期受美国方面（比如来自福特基金会等）的“研究”津贴，也不排除有人不想得罪美国，为自己留后路等等，一些人就算发声，也是发出帮美国解释，反而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帮美国解释。危难关头，这帮人是靠不住的！（详情请看【连根拔起】之一、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