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谈 民族主义不是洪水猛兽–根源浅析(2016年）

最近，一个走了的人以对抗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居，认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会害了中国。其实是对民族主义的误解，更是对当今时世懵然不知。

之前有本书，提到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里面提到民族主义的根源，也提到一些历史人物。

嘉纳治五郎把日本民族主义的形式——使国民得以思想、行动一致的全民教育，全民健身，全民道德——传递给他的中国学生。但那是变质的民族主义，有形式而无实质。他告诉他们什麽令民族国家强大，却未告诉他们什麽构成「民族国家」。或者换个方式说，他告诉他们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许多民族主义共有的特徵，却未告诉他们那些民族主义因何彼此有异。日本有其天皇膜拜仪式和重获重视、解释日本古代历史的神话，而这些东西，一如德国或法国民族主义的象徵、饰物，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要呈现什麽样貌——中国公民要如何有别于他国人，中国要从何处取得其权威，要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以及要如何构思中国的未来——得由来自清帝国的学生自己去摸索（或设计）。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不只是在宏文学院受教于嘉纳的学生的志业，也是所有认为外界有中国可效法之处的中国学生的共同志业。他们开始探究世上其他许多国家的模式，以从中找出适合本国的模式。而他们这麽做时，有个极具影响力的观念浮现，那就是应以同一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观念——为汉人且只为汉人存在的中国。

鼓吹纯汉族民族主义最力者是浙江人章太炎，他声称这一观念并非源自外国，而是源自王夫之的著作。章太炎曾任梁启超在上海所办报纸的主笔，也是一九○○年唐才常所办国会的一员。他曾在国会开会场合当众剪掉辫子，以表达反对让光绪皇帝复位的计画。他声称早在一八七九年十岁时就开始读王夫之的著作。照他所述，那是在他外公朱有虔领他读经读到曾静案时开始的。曾静是湖南籍私塾老师，阴谋刺杀满人皇帝雍正帝被捕。章太炎说，他外公拿这故事来教导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亦即夷人统治中国，就如臣民弑君一样为天理所不容。章太炎问其外公，「前人有谈此语否？」他外公答：「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多年后，章太炎说「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接下来二十年章太炎研读王夫之著作，到了一八九七年，他已将王夫之的《黄书》大力吹捧为反满教科书。他说其他改革者读顾炎武、黄宗羲之类忠于明朝之大儒的著作，但章太炎认为那些大儒不够反满，因为他们生前对清朝并非百分之百否定，而王夫之的隐居山林证明他是坚定不移仇恨入侵外族的真正典范。章太炎写道，「康氏（康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没有可通融之处。在章太炎眼中，王夫之思想的精髓就在其仇满心理的绝对，且在《黄书》之类著作裡得到理论性的探讨，而这一观念似乎为汉人与其他族群的水火不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九○二年四月，章太炎试图召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一家饭店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藉此会悼念唐才常等殉难的自立军成员时，就提出这一观点。诚如此会会名所表示的，章太炎准备向与会者说明，「支那」（意指由汉人当家作主的中国），在满人入主中国之时就亡了。因此，人人都在谈论的中国是否即将被外国强权灭亡一问，根本是没意义的问题：他主张中国已遭外国（即满人）入侵，满人已奴役汉人两百多年。

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止，这场集会未能如期举行，但他所准备的演说文还是以印刷品形式四处传播。在演说文中，他慷慨激昂的表示，「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他问道，「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接著他说，王夫之已给了他们从集体梦境中醒来，瞭解他们之真正遭遇的方法。诚如他在此演说文中所写，「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姻縕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自固」的「固」在完整版《黄书》中有解释：「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珍，摈其异类，统建维君。」在曾国藩版的《船山遗书》中，「异类」二字以两个空格取代。

《黄书》认为人与万物本就有异，且必须维持这天生差异以使大千世界欣欣向荣，全书就以此理论为基础。王夫之在《黄书》中写道，不同品类、群体会逐渐发展以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实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于是，一如鱼不该在陆上生活，非汉人也不该在中国的文化——地理区裡居住。在某些人眼中，这理论等于是王夫之的演化论。放在一九○二年章太炎演说的时空环境中，这意味著只要满人控制中国（也就是说只要汉人未能「自固」），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就毫无意义。于是，「仁」与「义」是只适用规范汉人与汉人之间行为的道德原则，汉人与蛮人打交道时，就不适用。章太炎以古希腊人、波兰人之类的民族未能建立其基础（「不能自固」）而亡国为例结束演说，间接表示除非汉人听进王夫之的示警，否则下场会和他们一样。

与梁启超、唐才常二人志同道合且关系密切的章太炎，是谭嗣同在世时少数读过谭之《仁学》手稿的人士之一。他从谭嗣同重新评价湘军之遗绪时的戛然而止之处，接续阐发他个人的看法。谭嗣同斥责曾国藩和左宗棠为了保住异族政权杀害同族汉人，但章太炎更进一步去正视他眼中谭嗣同这一推断核心处存在的弔诡：他问道，如果曾国藩是满人统治者的奴隶，他怎会刊行王夫之的反满著作？

针对曾国藩这一奇怪的矛盾之处，章太炎提出两个解释。首先，曾国藩藉刊行王夫之著作来弥补他对本族同胞所犯的罪行。后来章太炎甚至更主张有更为外人所难以察觉的因素，声称曾国藩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其实有志一同于让中国摆脱满人统治，唯一差别在于缓急，「曾缓而洪急」。因此，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只是为维持儒教国家之稳定的权宜之计，严格来说不是为支持满人。

循著这一思路，曾国藩的刊印王夫之著作就堪称是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这位湖南领袖将骨子裡反满的哲学思想重植于中国土壤裡，藉此欲让满人无法永远统治中国。因此，章太炎对曾国藩之剖析的真正结论，乃是将反满动机拐弯抹角地摆入曾国藩刊行王夫之著作一事裡，藉此将这位已死的伟大将军归入革命阵营。他基本上表示，曾国藩是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革命的革命分子。章太炎的推断或许背离史实，且建立在一有待商榷的前提上，就是他对王夫之的反满诠释乃是唯一可靠的诠释，但此推断似乎对当时中国年轻人很具说服力。

章太炎深信王夫之是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此信念充斥于他许多出版物裡，且延伸进当时一本影响甚大、传播极广的反满宣传小册《革命军》。《革命军》出自十八岁的四川学生邹容之手，章太炎为此书写了序，序中称讚「举义师」的太平天国，同时谴责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阻挡他们实现大业。在序中，他评价了一八六○年代王夫之著作重获重视一事，特别指出此事令人倍觉讽刺之处：湘军诸领袖「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有份设址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上海报纸，一九○三年夏刊出此序，使章太炎、邹容声名大噪，却也把他们送入公共租界监狱。清廷要求从公共租界引渡此二人，但公共租界当局破天荒申明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权，使章、邹二人未落入清廷之手，免于人头落地。公共租界当局申明其治外法权，则是不久前某自立会成员在北京监狱遭打死一事令洋人大为震惊，而有此动作。

由以上历史来看，民族主义其实不是洪水猛兽，更不适宜标签为“孤立主义”。一个国家强调民族精气神，不是坏事，只要不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是会为中国崛起提供一份正能量的。当前，列强环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不缺投降派，主和派，这些很多是既得利益者，甚至被域外势力收买做代言人，出卖民族出卖国家，中国缺的是鹰派，具有民族脊梁骨的强硬派。看看那个日裔美国太平洋司令，够胆说今夜准备开战，我们为何不敢？嘴炮都不敢放？归根究底就是没有民族精气神，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人家都冲着你说准备开战了，难道连嘴炮都要指责吗？

在维护社会安定繁荣的前提下，笔者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没有民族主义崛起，中国梦就不会有灵魂！

（2016.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