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拜登北京為何如此謹慎　怎樣的美國總統才是好總統？

儘管美國總統大選尚未最終結束，但日本首相菅義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已經開始給美國總統勝選人拜登（Joe Biden）通話祝賀，並溝通之後的合作。此外，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已經分別致電拜登表示祝賀。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無疑是「落後」了。中國政府依然在以十分謹慎的態度關注着美國的政治動向。

對於中國經濟，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拜登之間有什麼不同，哪種策略對中國有利？在中國國內依然存在較大分歧。中國的部分右翼人士依然在支持特朗普，希望出現反轉，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施壓有利於中國的開放和對於自由市場靠攏。而同時，中國的一些左翼人士也在「懷念」特朗普，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的遏制，對美國社會的割裂，更有利於中國對自由經濟的反思。

對於中國經濟，怎樣的美國總統才是好的總統。北京一方面在避免激怒特朗普，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拜登究竟將與特朗普有何不同，美國總統背後的「深層政府」又將有何變化。美國對華政策是將回到2008年之後的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的時代，還是隻是厭倦了特朗普的無厘頭風格，還將繼續一個沒有特朗普的對華遏制策略？

何謂好壞？回到問題原點

要回答這個問題，一切的源頭還要回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的中美經貿和金融關係。可以說在當時中國對美國的施以援手，既保住了中國經濟近1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也保住了美國的體面。在奧巴馬時代，中美關係曾經歷了一段蜜月期，中美相互投資得到發展；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開始鬆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資本開始迅速進入國際市場。美國儘管在政治上依舊堅持反華口號，甚至提出重返亞太，但是在實質上在對於中國的軍事圍堵、政治干預已經減弱。

這顯然對中國經濟是一個極大的利好。無論美國人怎樣評價，從中國經濟來講，奧巴馬無疑是一個好的美國總統。

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由於中國對美國的救援，以及中國跟隨美國採取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及高科技領域的大量引進，也導致了中國爆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人民幣發行機制被美元高度綁定，從某種意義上幾乎喪失了貨幣和金融主權。在資本快速膨脹的情況下，房價暴漲、企業槓桿率高企、大量金融投資、資金套利橫行。大量實體資金轉移至金融炒作，中國經濟迅速空心化。中國經濟在急速繁榮的同時也同樣危如累卵。直至今日，中國經濟還在為當年的經濟刺激、高槓杆、高負債買單。

在意識形態上，美國的開放、示好，抑或說是滲透，也幾乎把中國的思想輿論搞得「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儘管，中國依然存在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美國的批判，但是人微言輕，在資本運作和政策層面，中國社會猶如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依然在向危險的方向狂奔。這顯然對中國經濟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後果。無論是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也好，「和平演變」也罷，總之從中國經濟來講，奧巴馬無疑並不是一個「好」的美國總統。

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當時，雖然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始執掌中國中央權力，但是對於整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的慣性也一時難以改變。習近平不得不選擇先從反貪和中共作風整頓和軍事整改方面入手，而經濟、金融的運作依然維持着之前的方向。

這一切直到2015年9月3日中國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閲兵，即「九三大閲兵」，習近平初步完成對軍隊和中共高層的整頓和替換之後才得以改變。即使是如此温和，2015年5月在習近平真正主持經濟工作之前，隨着美元場外配資、影子銀行的衝擊，中國資本市場依然爆發「股災」。最終不得不以公安部入駐證監會的方式，結束這場金融較量。

特朗普對中國的危害

隨後，從2016到2018年，即特朗普上台發起對華「貿易戰」之前，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一個緊急剎車、開啟新一輪改革的階段。「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開始實施。中國的金融危機被暫時遏制。同時，市場化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開始由改革方向逐步變為政策工具，以林毅夫為代表的「新結構經濟學」和「供給側改革」主張開始成為經濟理論指導。

2017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更是開啟了對經濟和社會的新一輪改革進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被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共領導一切、金融為實體服務、共同富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被提出。之後，金融整肅、金融機構改革、税費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農村土地改革、房地產市場的改革，以及《中國製造2025》的推進、產業升級、區域經濟建設、甚至是房地產税的出台，這些中國經濟的關鍵性改革和建設計劃在「中美貿易戰」之前都已經提上了日程，並初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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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8年特朗普執政美國以後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封殺」，以及採取的不負責任的美元「放水」、推高股市，甚至是挑動港獨、台毒，炒作新疆人權的一系列以鄰為壑、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威脅社會穩定的政策，則打斷了中國的改革進程。

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好最壞的打算來應對美國的經濟遏制和金融衝擊。其結果是，中共不得不朝令夕改，原本已經收緊的金融體系不得不再次「放水」救市，之前的金融整肅成果大打折扣。金融空轉、債務激增，資金難以進入實體經濟，經濟轉型被嚴重拖延。同時，來自科技上的封鎖，也讓華為的中國企業面臨絕境，中國原有的產業科技升級進程被打斷，不得不啟動舉國機制渡過難關。為了避免社會的進一步動盪，土地改革、房地產改革也不得不被一拖再拖。而在意識形態和輿論層面，在美國極限「訛詐」的背景下，中國極左思潮、民粹主義開始流行，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平衡協調被打破，甚至出現了民營企業退出論的主張。

可以說如果沒有特朗普，在中國高層已經開始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單純市場化改革進行反思的情況下，中國的新一輪改革可以推進得更為順利、做得更好。中國企業發展得將更加順利，民眾收入和財富也將有更大的增長。

可以說特朗普給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極大地延後了中國改革的進程，減緩了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完善和進步。從中國社會和經濟的角度來看，特朗普並不是一個好的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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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講，不打貿易戰的美國總統才是好的美國總統，不搞意識形態鬥爭，不支持港獨、台獨的才是好的美國總統。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需要一個寬鬆、友好的國際環境。

但是，為什麼中國還會有人來希望特朗普連任呢？

愛恨一念之間

當然，對於部分反華反共人士，問題比較簡單，特朗普對於中國經濟的打壓是值得「稱讚」的。對於一些對中共不滿的異見人士，以及既得利益受損者，也會對特朗普能夠阻礙習近平式的改革而感到欣慰。習近平顯然正在執行一條鼓勵創新與節制金融壟斷資本相結合的改革路線。這種多少帶有重新調整財富分配、共同富裕、公私兼顧，迴歸社會主義原則、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的獨立自主的改革路線，不僅中國的新生財富階層感到陌生、金融壟斷資本感到恐懼、美國大資本及其組成的「深度政府」也已經感到了威脅。

對此，特朗普推行的反華政策和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都恰恰成為遏制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有效工具。如果不是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把美國經濟搞得太爛，美國的「深度政府」也許還不會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產生搖擺。

而對於另一些習慣將特朗普稱為「川建國」的中國有識之士，特朗普給中國經濟和改革帶來危害也已經很清楚。但是，他們似乎更擔心中共自身的改革定力，擔心缺少特朗普對中國的壓迫之後，中國政府和新生資本會產生虛妄的幻想，認為依然可以繼續韜光養晦。

就如同，奧巴馬執政美國的時期，外部壓力的緩解使得美國資本大量進入中國，單純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對於美元的「搭便車」被當作和平發展的又一次難得機遇。中國剛剛覺醒的自主創新意識也隨着美國科技的解封而受到打擊。資本市場對於自主創新的熱情會被「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短期利益侵蝕。中國針對節制金融壟斷資本的改革和對財富分配機制的重新調整將不得不停滯。寬鬆的國際環境和全球資本的聯合也有利於資本的一家獨大，中國民眾的財富分化、階層固化將越來越嚴重。也許中國短期內能夠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長期來看其實是挖空了增長潛力。

就和對於奧巴馬時代，中美蜜月期、「中美夫妻論」的反思一樣，中國政府對於拜登，這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其執政策略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為，中國的改革正處於極為關鍵和脆弱的時期。一方面新的改革已經觸動了舊制度和新壟斷資本的利益，而另一方面，民眾和真正的科技創新還沒有分享到來自改革的紅利，基層行政還沒有形成自主改革的利益機制，更沒有民眾為保衛新分得的財產來維護新的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中國來講，應對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儘管中國損失較大，但是美國損失更大。並且只要中國做好準備，不但可以儘量避免損失，消耗美國實力，更可以團結民眾和資本、激發創新，促進中國對財富分配機制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推進新一輪改革。就和一個彈簧一樣，美國施加的壓力不足以壓斷彈簧，彈簧就會積累更多的勢能，然後彈得更高。2020年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表現出來的凝聚力、應變能力、協調能力、創新研發能力和產業能力，都已經應證了在美國的遏制和「貿易戰」之下，中國不會變弱，只會越壓越強。

相反，在特朗普的以鄰為壑美國優先，大資本優先，掏空美國經濟粉飾「太平」，甚至是帶有納粹主義色彩的極端政策之下，被嚴重消耗和割裂的卻是美國經濟和美國社會，以及全球產業鏈和國際資本聯盟。

這也是為什麼拜登剛一初步勝選，日韓和歐洲各國就紛紛迫不及待地表示祝賀，而中國和俄國表示謹慎觀望的原因。美國的盟友們已經受夠了特朗普，而中國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多少對特朗普有些遺憾和「懷念」。

對於中國來講，拜登成為美國總統，並不意味着美國反華政策的結束。中國已經足夠大，足以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中國的改革也已經走得足夠遠，幾乎不可能成為西方資本體系的附庸。這不是特朗普抑或是拜登就可以決定的。拜登在其競選演講時就已經透露，將對中俄繼續採取遏制策略。只不過俄羅斯是敵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這種欲蓋彌彰的說辭，只能說明拜登明顯比特朗普更加圓滑和老謀深算，拜登背後的團隊更加專業和善於謀劃。而實質上，美國總統背後的「深層政府」沒有任何變化，他們更多隻是厭倦了特朗普的無厘頭風格，需要一隻替罪羊來應對疫情、調整美國社會的割裂，而拜登依舊將推行一個沒有特朗普的對華遏制策略。

對於中國來講，相比於特朗普的直接，拜登並非是一個更好的美國總統。中國政府需要對其保持足夠的警惕，並進行深入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