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 中美很难打败对方

学国际关系的都熟知两句话，第一句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第二句是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但政治学还有一句话，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把这三句话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所有战争的原因都是来自地方政治。中美关系的恶化尽管主要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缺少对美国内部发展的理解。

一、全球化：从福特汽车到iPhone

从1980年代的里根和撒切尔革命开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在这一波超级全球化中，美国和中国在其中扮演两个主要角色。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加入世界体系，这一波全球化很难成为超级全球化。这波全球化，美国实际上获利最多，中国获利也不少。

但美国在获得巨大利益之后就产生了严峻的内部问题。今天，很多美国人都在问，我个人从全球化里面获得了什么，社会获得了什么，国家获得了什么。大量的美国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财富分化越来越大；社会中产阶级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小；国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因为国家失去了就业和税收，失去了经济主权。

在这一波全球化之前，1945—1980年也经历了一波全球化。但那一波全球化只是西方阵营为主体的全球化，并且那一波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是凯恩斯主义。在国家干预和刺激的情况下，西方经济蓬勃发展，美国和其他大多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了70%。

与此不同，在1980—2008年的超级全球化，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萎缩到50%以下。中产阶级规模如此快速缩减，在任何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1%的规模下降。没有奥巴马的执政，就不会有特朗普的上台，奥巴马的八年执政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民粹主义原本是欧洲的社会现象，但现在美国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大本营。

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规模缩小，是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很多大问题的根源。过去，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达到70%，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照顾到这70%人群的利益，但现在中产阶级萎缩后导致社会分化严重。

那么，在国家层面，这波全球化让国家获得了什么呢？这波全球化和以前的全球化完全不一样，国家既不能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也不能获得更多税收，所以美国人一直污蔑说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工作，偷走了他们的税收。这当然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超级全球化造成的。

美国人喜欢把福特汽车时代的全球化和iPhone时代的全球化放在一起比较。福特时代，美国有技术就有工厂，有工厂就有就业和税收，工人阶级赚了钱变成中产阶级。iPhone时代，技术还是美国的，但生产线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所以iPhone时代，美国没有产生新的工人阶级，中国珠三角的农民工成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同时美国政府也拿不到税收，所以国家的经济主权越来越少。唯一得到巨量利益的是少数人，成为超级富豪。以往，美国人为自己的中产阶级感到骄傲，但现在中产社会变成富豪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均，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从历史上看，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也不是新生事物。历史上西方的民粹主义有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分。左派民粹主义也经常出现，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民粹主义希望通过对内改革、财富分配、福利社会等来解决问题；右派民粹主义则总是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就是右派民粹主义的典型。

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国内自由主义秩序向国外的延伸。一旦国内的自由主义秩序出现问题，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就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美国内政的变化必然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

特朗普的几个判断是正确的，美国的帝国主义确实过度扩张，如果不在国际层面做收缩，那么美国霸权很难支撑下去。所以，特朗普开始向美国盟国收取“保护费”，需要盟国承担更多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尽管特朗普的判断是对的，但他做的方法太激进，很糟糕。现在美国右派民粹主义更是把中国当做竞争对象，甚至敌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今天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牺牲品。

三、美国新对华战略：“四全”+“四分”

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我把它概括成“四全”模式。“四全”模式是指全政府、全社会、全世界、全方位的模式。

“四全”之一是全政府模式。过去，美国与中国的外交主要涉及国务院、商务部和五角大楼，但现在美国要把所有政府机构协调起来，来针对中国，所以叫全政府模式。

“四全”之二是全社会模式。美国要动用所有的社会力量来针对中国。美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都被动员起来攻击中国。美国的高校以前自称是最独立的，跟政府没有关系，但现在美国高校也不得不跟政府配合。中美以前的科技交流大都是通过美国研究机构协调的，现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很多领域的留学生都出不去了。

“四全”之三是全世界模式。美国人说要组建一个“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美国现在到处组建各种新的同盟。美国一方面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里“退群”，但同时又在重新组建各种同盟来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在“退群”，另一方面在重新组群，实质上它要换一种新的形式来主导世界。

“四全”之四是全方位模式。现在美国正在全方位针对中国，从前两年的贸易到当前的技术冷战。技术冷战下一步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从国家安全领域延伸到民用的其他各个领域？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有很大的趋向性。这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例如，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发动机出口，我们的大飞机制造就会面临很大困难。除技术外，美国还在军事上针对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美国也在意识形态和认同政治等方面围堵中国。

美国的这些想法当然是异想天开，但我们不能忽视。不管怎么样，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再一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中国近代晚清被西方打败以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就一次又一次被打断，前面几次是被日本人打断的。今天美国人其实也很清楚，中国太大，很难围堵；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围堵中国也太晚了一些。

美国怎么办呢？这两年我们国内在讨论两个陷阱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现在很明确，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能力挑战美国了，也就是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了。所以，美国意图从技术冷战开始，再延伸到各个领域遏制中国。

四、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

中国怎样应对目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说，当前的形势比美苏冷战更为严峻，因为美苏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没有文明的冲突，美苏至少还属同一个文明。俄罗斯人理解美国，我们不那么理解美国。我们观察一下海外社交媒体上的现象就知道，俄罗斯人用美国人的化名，可以伪装成美国人的情绪去影响美国的选举，而中国人只会简单地把自己的情绪放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和美国之间即使没有文明冲突，也有很大的文化理解差异，很多人不理解美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拳打过来，我们就一拳打回去，这种方法不行。软力量和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短板，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这一短板去挑战美国（西方）的长板。中国外交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有两个比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开放的潜力，第二个优势是市场规模。

第一，中国开放的潜力是什么？中国有很多的市场领域还未开放，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都可以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中美这两年一直在打中美贸易战，关系越来越糟糕，但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智库报告，过去这两年有600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这几年我们金融市场开放了一个口子。最近英国《经济学人》统计，今年前十个月有2000亿美元流入中国金融市场。这么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中国的市场规模是有关系的。

第二，中国市场规模有多大？消费社会主要和中产阶级有关，穷人不是消费阶级，精英阶级已经消费过度了，对经济贡献也不会太大。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比大概为50%，中国现在是30%，但我们的人口基数庞大，中产阶级已经有4亿人口，美国的中产阶级是2亿人口。就是说，我们的中产阶级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数。前段时间特朗普政府和日本政府都希望用钱吸引本国企业回归，但美国和日本都不会成功，主要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的企业都不想放弃中国市场。

五、中美之间实现脱钩很困难

我并不认为这两个经济体能完全脱钩。美国在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或者“一个世界、两套体制”。我觉得两套技术体系有可能，但是要两个市场完全脱钩是不太可能的。美国的脱钩政策在一个领域有可能实现，即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美国会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甚至强制高科技企业回归。

另一个领域即医疗物资领域，贸易依存度会大大减低，但完全脱钩也不可能。医疗企业的回归已经开始了，很多人把这理解为“去中国化”，但我觉得医疗物资是老百姓生命攸关的大事，不能全部放到海外生产。根据美方的统计，美国85%以上的医疗物质依靠中国供应，97%的抗生素依赖中国。尽管这个统计数据有夸张成分，但如果依赖程度太高了，便是不合理的。

中美之间其他领域的产业转移，不能说是脱钩或者“去中国化”。在中美贸易战之前，西方一些企业已经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环保意识增强了。这种产业转移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对中美经济关系变化的解读太过于民族主义化了。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导致了国际层面的劳动分工，但很难持续。道理很简单，经济和社会本身是一体的，是互相嵌入的，但现在资本的主导地位太突出，经济和社会完全分离了，并且因为是国际层面的分离，主权国家无能为力。那么社会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收入分配的问题，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所说的只是分配问题。但实际上，远远不止收入分配问题，还产生了更深刻的问题，并且无解。

我最近在思考，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如果没有开放，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法打破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共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过去不允许开放的金融领域实现开放，这是一个策略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对美西方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中国要学习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实践单边开放的，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美国的做法是对等，你向我开放，我再向你开放。

在很多方面，大英帝国的方法要远远优于美国。美国霸权持续没多长就开始衰落了，大英帝国的霸权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单边开放的道理在于：只有在开放状态下，全球生产要素才能进入你的国家。西方的企业像汽车工业，德国、日本、美国本身的汽车行业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链，不可能把整个产业链迁回去，企业本身更没有动力放弃中国市场。

只要政府不像解放初期那样把外国企业赶出去，外国企业是不会走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那么大的财政投入，把这些企业都吸引回去。所以，对于完全脱钩，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只要美国（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完全脱钩就很难实现。如果我们实行单边开放，那么美国搞脱钩就更没有希望。

六、结语

总之，我们要对美国有一个客观评估。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它没有绝对衰落，美国还在进步。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负面新闻，中国媒体也报道美国负面新闻，这样我们很多人就容易产生幻觉，以为美国已经完全不行了。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的衰落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会一下子衰落的。美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制问题，美国的经济体系没有多大问题，经济还是自由创新的，创新能力、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还都留在美国，并没有往外逃跑。

美国当前的危机远远赶不上1960年代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危机。实际上，美国一直危机不断。它的宪政体制就考虑到危机，一般性的危机冲垮不了其宪政体制。

未来，中国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这个颠覆性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继续开放。只要中国持续开放，外国资本还是会进来，技术也不会完全脱钩。中国要学会和美国共存，不要想着怎么样打败美国。中美这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很难打败对方。我相信中美两个国家，最差的情况也可以做到像美苏冷战期间那样半个世纪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对中美关系，我们并不需要那么悲观。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在2020年10月24日的IPP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回顾与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的主旨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