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主義的沃土 特朗普式民粹難止

右翼民粹主義的沃土

6日佔領國會活動的示威者中，到處可見舉着特朗普2020旗幟、基督教旗幟、QAnon旗幟、美利堅南部聯邦旗幟的人，還有手持「上帝，槍和特朗普」（GOD, GUNS & TRUMP）、「停止偷竊（選票）」（STOP THE STEAL）的標語，一些示威者更是帶着武器。被毫無根據的選舉舞弊的指控煽動而上街，高喊着這些反智的口號，這些讓圍觀者感到匪夷所思現象，很難僅用「民粹」二字一言蔽之。如今我們所看到的美國民粹主義，亦有着與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滋生土壤。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當時的威斯康星州（Wisconsin）議員、被後世認為是該世紀最危險的右翼民粹政治煽動家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掀起了麥卡錫主義這一政治思潮，以反對共產主義為名，實際上以知識分子這一精英階層為標靶。

20世紀中知名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歷史學家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當時就注意到了這種社會現象背後的反智淵源，他在一出版就造成轟動的《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指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作為一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新興國家，美國人往往視過往的歷史為落後、腐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累積。

作者從宗教、商業、教育和民主四個切面分析反智主義的病症：基督教方面，美國蔚為主流的福音教派與振奮派推崇教友發自內心的感動以及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揚棄在神學、教儀上的鑽研；民主領域，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等建國先賢對平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庶民百姓為主體。

這種歷史文化觀之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專業、反精英的傳統，並一直延續至今。皮尤中心2019年調查則顯示，59%的共和黨及傾向共和黨的民眾認為大學對國家存在負面影響。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安納伯格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201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只有39%的美國人能夠正確說出美國政體下行政、立法以及司法這三大分支。

而美國當代教育的兩極分化、訊息民主化的使這一傳統得以延續。在精英教育體制之外的公立學校，許多民眾接受的基礎教育質量不佳，使其對科學、人文等基本常識缺乏掌握，滋生對權威、科學的懷疑甚至敵對亦不奇怪。

警鐘與前途

反智主義的土壤一直存在，但利用這種反智傳統來煽動民意、宣揚QAnon陰謀論、散播毫無根據的選舉舞弊主張甚至以此挑戰民主遊戲規則、最終造成如今這種民主危機局面的，無疑是以特朗普為首的右翼民粹政客。

從政界商界的連鎖反應來看，這次事件顯然敲響了警鐘。隨着20日就職典禮逼近，「首席煽動家」將離開總統之位，但反智主義這一民粹沃土不會就此消失。特朗普的7,400馀萬張選票本身便已經打破美國歷史上過往所有勝選總統的記錄，在歷經近兩月無謂的顛倒黑白乃至1月6日的暴亂場面過後，美國國會仍然有147位議員投票反對認證大選結果，而克魯茲（Ted Cruz）等議員繼續堅持聲援當日示威。

末了，特朗普或許已然慘淡落幕，但當年將他推入白宮，又在他任內肆虐茁壯的民粹浪潮，卻是根植於美國長久以來的教育問題和反智主義。而這股威脅着美國民主政體的民粹浪潮會否終結，取決於共和黨高層能否與這些反智民粹勢力就此割席並保持距離，亦取決於民主黨以及Google、Twitter、Apple、Amazon等進步派資本力量對右翼民粹的反攻，但更取決於美國能否直面自己亟待解決的教育問題和反智文化，扭轉當下太多人以「言論自由」為名行「顛倒是非」之實的趨勢，改善民主社會所必需的國民素質。

否則，即使那些舉着美國國旗、QAnon旗幟、美利堅南部聯邦旗幟的示威者暫時退場，在反智主義的沃土之上，右翼民粹換一套口號，依然可以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