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由自取的特朗普　駭人聽聞的「社交媒體專制」

因鼓動支持者到華盛頓進行大規模抗議集會並導致事態失控，造成國會淪陷多人死傷，創下兩百多年來美國憲政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歷史記錄，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作川普）正陷入眾叛親離的絕望困境。社交媒體平台先後宣布封禁或限制特朗普與其相關內容，更是對這個靠社交媒體平台展現社會存在，並與支持者「川粉」互動的非典型總統的一個致命打擊。

特朗普有今天即創造了歷史，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說他創造歷史，是因為回顧美國歷史並放眼世界，除了發生政變失去權力，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在任內就被本國的媒體集體封殺。所以，特朗普雖然今天還是美國在位總統，在某種程度上說他正經歷一場「民主政變」也並不為過。

說他咎由自取，是因為他上任後的施政政策不僅給世界秩序造成了嚴重混亂，導致美國的國家形象與軟實力嚴重受損，在內部還因為防疫無能而導致新冠疫情擴散，給普通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帶來嚴重危機，並重創美國經濟。

他在任內推行的其它政策也導致美國社會嚴重撕裂，尤其在總統大選失敗後，他拒不承認敗選，以對手舞弊「偷掉選舉」為名多次鼓動支持者大規模抗議，給美國賴以保證政治穩定的憲政民主制度帶來了嚴重傷害。特朗普將自己對標林肯（Abraham Lincoln），但他上任後的所作所為不僅沒能像林肯那樣給美國帶來團結與榮耀，反而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秩序的災難。

但是，即便是特朗普亂政如此，社交媒體對他的封號，在法律程序與行為倫理上也存在可爭議之處，不管特朗普是美國總統還是普通用戶，社交媒體的行為都已經具有了濫用媒體地位與數據優勢以實施「數字專制」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這些社交媒體巨頭本身就是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經常挾媒體平台優勢在政治活動中發揮影響力。以特朗普為例，因為個人利益與政治政見不同，自上任以來就和媒體關係不睦，那麼這些社交媒體封殺特朗普的行為，就兼具了「報私仇」與政治參與的雙重意義，是一種赤裸裸的數字專政，即違背了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又是對媒體經常自詡「獨立」、「客觀」、「公正」等價值的強烈諷刺。

事實上，特朗普被社交封殺後，就連一向和他關係緊張的一些歐洲政治人物都認識到這種行為的不合理性，已經構成了對一些西方社會基本價值規範與國家行政與司法主權的嚴峻挑戰。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就認為Twitter和其他社交網絡封禁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賬戶的行為是「有問題的」，因為網絡平台所有者不能決定他人享有的言論自由權利。默克爾的發言人表示，「言論自由是（民眾）重要的基本權利，這項基本權利可以通過法律和立法機構進行限制，而不應受到社交媒體平台的影響。」

此外，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也在法國國營廣播電台France Inter採訪中說，監管數字空間是應該的，但不應由互聯網巨頭來做。勒梅爾稱，他震驚於Twitter自己關閉這個賬號，認為「數字寡頭是懸在所有國家和民主制度頭上的威脅之一」。監督數字空間是應該的，但這並不應由數字寡頭獨斷。應該讓擁有主權的人民，國家和司法來做。

不僅如此，在這次美國大選期間，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篇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題為《如何從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的文中就指出，政府監管、拆分巨頭、訴諸隱私法等傳統方法，都無法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大型科技公司對民主政治構成的潛在威脅。這些龐然大物，不僅掌握着強大的經濟力量，還因為它們對政治傳播擁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支配了信息的傳播和對政治動員的協調，對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已經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威脅。

福山因此指出，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經濟理由很複雜。不過，存在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政治理由，即互聯網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遠比它們造成的任何經濟損害都更令人擔憂。它們真正的危險，不是扭曲了市場，而是威脅到了民主。

而實際上，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行為不僅如福山所言威脅到西方國家的民主，還威脅到了普遍意義上的國家司法與行政主權。因此，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將不僅是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挑戰，也是其它國家必須要注意和解決的問題。

當然，無論問題怎樣解決，有三個原則必須平衡照顧：一個是國家應有的行政與司法主權，一個是社會大眾依法應享有的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一個是企業在法治軌道上應有的持續發展權利，在不同國家，這三者需要不同的平衡側重。任何偏執一方而不顧其它的行為都是非科學的行為，甚至是專制暴政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