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政军的一次“务虚会”

总而言之，这是中共就“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举行的研讨班，而且规格极高——除七常委外，这次研讨会开班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露面了；而且不得无故不到，如果读者注意到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和省长李干杰是如何“请假”离席的，就可以清楚明白这一点。

当然，以上都还只是形式上的。之所以说此次中共省部级党政主要官员专题研讨班如此重要，是因为北京在强烈地灌输习近平的一种新思维——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此处，“新”并非一个形容词，只要结束一段“旧”历史时期，下一个阶段总是“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名词”，是习近平宣布未来30年将作为中国官方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构成部分。当然，这里似乎并不适合以“习近平时代”描述（这无法解释2012年以来的“8年”），但北京显然有这样的意图。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习近平在解释他的三大逻辑时说，“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尽管“新发展阶段”的提法早在2020年便已经频繁出现在中共官方话语体系中，但习近平今天如此坦率地解释还是第一次。

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而代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召开后，邓小平一代中共高层即据此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将之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叶剑英则在1979年公开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在幼年时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赵紫阳时期及其稍后受到过左派的挑战，但是并没有改变其逐渐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被继承下来的“命运”。理论界认为，这种提法既为中国推行更大胆的改革开放甚至“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退步”提供了弹性空间，同时也没有背离向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也即说，它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一步到位”，但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因而同时堵住了左派和右派的口。

当然，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提法，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一条中国所独有的渐进式改革路线，并被历史验证为极其成功的——至少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对比明显，而苏联则在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激进改革和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休克”疗法中一蹶不振。

但这一问题迟早都是中共领导层要面对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共领导人并没有主动挑起这一争论的动机，从现实来看虽然必要但并不紧迫，所以没有人试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内外做过多的理论“贡献”。仅有的“21世纪重大战略机遇期”与之略有关联，但它究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处于什么位置，中共官方则是语焉不详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仍在被习近平沿用，但他更迫切需要突破既有的框架。新发展阶段的提出，意味着习近平在努力“挣脱”中共既有的理论语境。当然，这种意图早在习近平上台后就有所显现，比如他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前后三十年进行阶段划分，再比如对未来30年即中共建政百年前的一段时间再以2035年作为“基本实现”和“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划线。而这次“新发展阶段”概念的出现不过是一次更清晰的总结和表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解释为什么提出这一概念时，习近平用非常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说了这样一段话。

新发展阶段的提出，从哲学上很符合逻辑。不过，更现实的是，他试图赋予未来30年更令人信服的更充实的含义，而不仅仅是自我定义的空头概念。

第一，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改变，而且这种矛盾并不仅仅是哲学上的还是社会现实上的，即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平的矛盾。

其二，他要回答几个相对“根本性”的务虚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有多长，百年还是更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算不得“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物质资料得不到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是不能达致共产主义社会的），那么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是否如1980年代后出现的争议那样沦为事实上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其三，中国要确立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不仅仅是经济体量是否在某年超越美国的问题，还要在“体制上”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时与势在我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