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再次进入动荡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需要重新思考
2021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急剧调整；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迁移浪潮正在袭来，中国产业升级与低附加值产业外迁同步推进，全球供应链正在变迁。
这些新的变量都在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进程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进博会上的讲话，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不变的是通过改革开放，谋求国家发展、民众福祉的“初心”，是中国始终如一扩大开放、推进国际共赢合作的愿望。而具体如何深入改革、加大开放，则已经被中共赋予了更新的内容。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中国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基本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以及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多项改革目标已经被提出。市场化改革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实现民众福祉的有效手段行业工具。中国需要更多更好的工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中共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重申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主张。将其视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举措。
之后，中共便将改革开放引入了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架构的话语体系和具体的改革事项。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国有企业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改革、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等，以及疫情前就已经开始的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共8项具体的改革和机制建设再次被逐一点名。这显然是中共在急于接续2020年以来被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打断的各项改革措施。
而“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等建设，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和“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等两项新增加的改革事项，则显然是在新冠肺炎之后暴露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
可以看出在纷繁复杂的中国国内经济变革和世界变局中，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对于解决主要矛盾的足够“专注”。中共的领导人显然很清楚，中国经济规模庞大，更有超大型的市场为这种规模提供着坚实的支撑，只要改变现有的金融投机机制，将资金引入实体经济，逐步理顺各种配套机制，就可以激发足够的经济活力。无论是科技创新、农村土地，抑或是区域经济，无论哪个领域形成突破，都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体量和空间来承受改革的“阵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打击，以及随后中国经济在防控疫情中做出的成功动员和反弹，都更好地验证了中共的能力与中国的实力。因此，中国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在打破旧体制、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加速各项新政策的推行、新利益激励机制的建立；同时，防止改革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歪曲、误导；防止国际形势变动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干扰、冲击。
而在对外开放方面《十四五规划建议》则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主张。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开放，一个是“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中国政府显然不满足于之前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和生产产业链低端产品，并希望开始尝试制定新的更合理的“游戏”规则。
对此，中国政府认为，中国需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一方面在主动削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积极引入高质量的科技投资和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推进国际区域经济贸易区的建设。
目前，包括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贸区在内，中国政府批准建设的国内自贸区已达21个。中国政府通过在各省份内挑选特定区域，实施特定税收、产业、金融政策和海关监管政策，希望借此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尤其在海南自贸港的立项和政策设计上，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自贸港概念，中共认为依托自身目前庞大的产能和市场，中国有能力将世界范围内健康的、热衷实业的资本吸引到海南自贸港来投资，进而可以试探出一条有别于“华尔街”模式。
与此同时，在2021年和今后5年至15年，中国还将快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的发展。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中国将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目前，在2020年11月，中国政府历经8年谈判，终于与东盟（ASEAN）10国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共15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使得一个围绕在中国周边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的经济“矩阵”和完整产业链正在形成。而在2020年底完成谈判的《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则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更深刻的合作桥梁。不仅是贸易在资本、金融和技术产业合作层面将逐渐形成更深的利益共同体，以促进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上正在取得快速进展。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逐步从单方面的融入和接受，转向为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中国政府下一步将利用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合作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中国通过贸易需求、产业投资和金融市场等多渠道“平稳”、“慎重”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尤其在世界第五轮产业转移浪潮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带动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将随之加快，并产生格局性的转变。原先中国主动融入全球资本、贸易体系的进程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更多的“故事”将变成以中国国内经济变革带动国际市场“开放”的“双循环”结构。建立一个满足于中国需求、确保产业供应链安全的全球产业体系和公平合理的金融体系，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正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