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經濟突破」與「西方成功學」　何者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真實邏輯

中國成功靠的是什麼？這不僅是中國人的疑問，也是世界的疑問。在為新著《超經濟突破：中國發展的真實邏輯》所作的序言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認為西方成功學的背後是帝國主義邏輯，並不能解釋中國的崛起，並且揭穿了西方成功學的弊端，也因此讓西方深感焦慮。

20世紀90年代，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西方來說是一個黃金年代。蘇東集團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標誌著西方在二戰後最大的一次地緣政治競爭中取得了歷史性勝利。根據西方的歷史觀，這也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三大主義之間百年競爭的終結，這個終結直接導致了當時在西方國家中方興未艾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突然成為了一個席捲世界的浪潮。

面對一個幾乎包括了全部非西方世界的巨大新邊疆，一個不再有任何強大抵抗力量的世界，當年那個曾經令世界無可奈何的帝國主義換了一個金融和經濟的面孔後捲土重來。借助這場革命掀起的新思潮、新政策和新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對全球財富的掠奪再一次狂飆突進，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進一步拉大，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格局看起來將要永久固定下來了。世界仍然無可奈何。

百年前的帝國主義是赤裸裸暴力形式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做任何裝飾。到1913年，11個西方帝國控制了全球所有領土和人口的近五分之三以及全球經濟產出的四分之三以上，絕大多數的取得都是直接或間接透過戰爭實現的，即使有一些價值觀上的口號，但在現實中卻只有血與火。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主義號召——自由、平等、博愛，在實踐中卻表現為完全不同的東西——步兵、騎兵、炮兵。

但是20世紀末這一次以「新自由主義革命」形式展開的全球征服，情況完全不同了。人們被告知，帝國主義時代過去了，今天的世界處在一種被經濟全球化進程所推動的新秩序當中。

前美國總統老布希在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向全世界宣佈：美國將領導一個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NWO），「讓不同的國家為共同的事業團結在一起，以實現人類的普遍願望：和平與安全、自由和法治。」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弗裡德曼進一步解釋道：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是……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原則的勝利，即民主和自由市場。最終，全世界都開始認識到，自由市場是未來的潮流——美國既是未來的守護者，也是未來的榜樣。

帝國主義變好了嗎？西方要做慈善家了嗎？毫無疑問，當時的美國很希望世界這樣相信——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須由美國來領導，不是因為美國曾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是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相信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對所有國家都有利，不是因為美國將要從新秩序當中獲利，而是因為美國可以成為所有國家的榜樣。

西方成功學？

世界真的會相信嗎？如何讓全世界心悅誠服地接受西方的領導？這成了後冷戰時代西方的一個新的使命任務。如果說百年前的帝國主義是靠壓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統治，那麼今天這個新帝國主義準備要靠說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統治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學術界在這個時期密集地出現了一類理論著作，主題專門圍繞著解釋說明為什麼西方國家富裕而其他國家貧窮、為什麼西方成為了世界的主宰者等問題。

199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大衛．蘭德斯出版了被讚譽為「新國富論」的《國富國窮》一書，成為這類書籍的一個代表作。

該書的核心思想是：西方國家的成功主要是透過自身的開放社會中的相互作用而實現的，作者斷言，這些開放社會聚焦於工作和知識，這導致了生產力的提高、新技術的創造以及對變革的追求，並透過將新的發明和技術應用在戰爭、運輸、能源利用和金屬加工方面形成了競爭優勢。

該書旁徵博引，信息量很大，但筆調輕浮，結論隨意。最重要的是，該書出版後成了全球的暢銷書，影響巨大。

為什麼是英國而不是某個別的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答案是因為英國具有一系列其他國家沒有的「價值觀和體制」，在這位作者看來，英國很早開始就「具備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優越條件」，這「並非只是指一個政府或政治實體，而是指一個自覺的、自知的、具有共同的認同和忠誠以及公民身份平等為特徵的單位。這樣的國家能夠使社會目標與個人的欲望和積極性相調和，使集體的協同作用能增強行動的實績。其整體大於各個局部的總和。這樣一個國家的公民會較好地回應國家的鼓勵和倡議；反過來，國家也同積極的社會勢力一致，知道做什麼和怎樣做更好」。

關於為什麼印度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答案是印度社會缺乏「超出印度文化和學術經驗以外的想像力」，在發展工具方面毫無作為，「沒有發展用機器生產的構想」。

為什麼在歷史上一直領先的中國後來「失敗」了呢？答案是「它自己早已滑入技術和科學的蟄伏狀態，只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進，而且隨著才華屈從於身份地位，越走越慢」。

為什麼南美洲沒有成為像北美洲和歐洲這樣的富裕國家？答案是因為南美洲的「模擬伊比利亞社會」環境缺乏「北美式的技術、好奇心、首創精神以及公民利益」。

為什麼中東阿拉伯國家靠石油聚集了大量財富，但卻並不真的富強？答案是因為它自身文化傳統方面的「病症」——「（1）它不能產生有知識和訓練有素的勞動力；（2）仍舊不信任或拒絕從西方敵國（基督教世界）傳播過來的新的技術與思想；（3）無論是留學在外的還是留在國內擁有萬貫家產的人，都沒把這種知識看作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標」。

為什麼二戰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並未走上發展經濟的正軌而且有些國家還全面倒退？答案是因為「新獨立的前殖民國家對於他們所擁有的物質遺產的忽視和破壞能力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完全摧毀了殖民者所遺留的一切，同時又沒有學會何以代替之」。

富國和窮國各自的未來將會怎樣？答案是「富國、工業國可以保護自己，其辦法是保護科研領先地位，轉入新的、正在增長中的產業……（窮國）最有效的治貧療法只能來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幫助，但它像意外之財一樣，也會有害處」。

考慮到此書出版時的特殊時代背景，以及出版之後的影響力，很難相信它只是一本純學術作品。無論如何，在此書的論述中，帝國主義的身影消失不見了，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的對立再次捲土重來；而這一思想的傳播恰恰與當時的西方借「新自由主義革命」名義大力推進的新一輪帝國主義擴張如影隨形，也恰恰起到了說服非西方國家心甘情願接受西方全球統治的作用。

大衛．蘭德斯於2013年去世，繼承了他這項解釋工作的是比他年輕40歲的美國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一書中指出：讓源自歐亞大陸西部邊緣的少數人類在5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主宰了世界的，是六個「殺手級應用」——

1.競爭：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分散化，它為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創造了啟動平台；

2.科學：一種研究、理解並最終改變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除其他外）對其他國家具有重大的軍事優勢；

3.產權：作為保護私人業主並和平解決他們之間爭端的手段的法治，構成了最穩定的代議制政府形式的基礎；

4.醫學：科學的一個分支，使健康和預期壽命得到重大改善，首先是在西方社會，但也在其殖民地；

5.消費社會：一種物質生活模式，其中服裝和其他消費品的生產和購買起著核心的經濟作用，如果沒有這種模式，工業革命是不可持續的；

6.工作倫理：一種源自基督教新教的道德框架和活動模式（除其他來源外），它為應用1至5所創造的動態和潛在的不穩定社會提供了黏合劑。

從說服的角度看，尼爾．弗格森比大衛．蘭德斯走得更遠。兩人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引用了大量引入入勝的歷史材料，令普通讀者入迷，令知識份子折服，但是與此同時也都悄悄地完成了一項不易察覺的重要工作——將事情發生的結果和原因做了一個顛倒。在尼爾．弗格森的書裡，當競爭、科學、產權、醫學、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這些原本是野蠻的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所催生的結果的東西，被強行解釋為西方文明中獨有的「殺手級應用」時，真正的那個原因——「軍事革命」和侵略戰爭，也就完全不需要了。

這兩本書都是全球暢銷書，影響了很多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那些想要讓自己的國家儘快富強起來的知識份子和政策制定者們，他們是如此熱切地希望從這些論述西方如何富強的書籍中找到真經。當然，他們最終的結果必定是一無所獲，因為真正的道理必定不會包含在這些風行全球的大眾讀物中。

有個流行的說法，現代社會三大病症：性解放、消費狂、成功學。前兩者涉及人之大欲，總有一定的發生理由；而成功學的興起，不過是欺騙者和受騙者共同製造的一個泡沫，儘管也風行一時，但終歸是個假像。

事實上，從西方學術界裡生產出來的這類解釋說明西方之所以如此富裕、之所以可以稱為其他國家的榜樣、之所以必然要統治世界的學術著作，不過就是一種大號的成功學，與市場上五花八門販賣個人或企業「成功秘笈」的暢銷書沒有本質區別，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共同點：「成功秘笈」由「成功者」本人親口說出來，那就一定不是真的，而且一定是繼續服務於「成功者」當前和未來個人私利的。

全世界的財富是個大蛋糕，雖然隨著全球經濟增長蛋糕在以一定的速度變大，但卻遠遠趕不上蛋糕分配不公平程度不斷惡化的速度。由於歷史上的原因，西方富國已經佔有了一塊很大的份額，如何繼續擴大份額，至少守住現有份額不變，就成了西方作為一個整體的頭等大事和共同目標，西方各種形式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也無不服務於這一目標。

既然如此，它當然會有十足的動力通過宣揚一種「西方成功學」讓其他國家相信它的這塊份額是「應得的」，是理所當然乃至天經地義的。它決不會愚蠢到把它如何佔有並長期保持其份額的真實歷史及真實手段告訴其他國家，並鼓勵其他國家學習和複製。

大衛．蘭德斯和尼爾．弗格森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成功學」中以欺騙為主的一種，也就是盡可能淡化西方歷史上的帝國主義這個根本動力，將當前的財富和地位歸因於東拼西湊的西方文化獨特性。

與之相對，還有另外一批西方學者，或者由於更嚴肅或更有良知，或者出於對撒謊和欺騙的抵制，他們一直致力把西方崛起過程中那些被有意或無意掩蓋的真實歷史再現出來。歷史並不如煙，資料到處都是，他們很容易就發現了大量血腥和黑暗的事實，於是一些新的概念被創造出來了，例如「戰爭資本主義」「奴隸資本主義」等，用來強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若沒有「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這一最根本的能力，西方將什麼都沒有。

與尼爾．弗格森的《文明》一書大約同時，美國斯坦福大學考古學教授伊恩．莫里斯出版了《西方將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書，該書保持了與大多數「西方成功學」書籍同樣的學術立場，即從「西方統治了世界」這一既成事實出發回溯到歷史中尋找其原因。

該書評論了大衛．蘭德斯的《國富國窮》和戴蒙德的《槍炮、鋼鐵和細菌：人類社會的命運》等書的觀點，但明智地放棄了對「奧秘」、「絕招」、「殺手級應用」等故弄玄虛的販賣，而是將西方文明置於考古學視野中的人類文明史長度上考察並確定了其地理、氣候、人種等方面的特殊因素，據此形成了一種將所謂「長期註定理論」與「短期偶然理論」融合起來的解釋框架，即地理因素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發展又反過來影響了地理因素。對他來說，解釋西方成功的任務反而簡單了——既然決定了今日西方主宰地位的最主要因素早在數萬年前就已經存在了，那麼再過多強調近代以來的所謂西方特色也就沒必要了。於是他很直截了當地將西方崛起的主要原因重新歸結為戰爭因素。他在書中提到英國對中國的戰爭時寫道：

我們可以聽參加過鴉片戰爭的羅伯特．喬斯林勳爵（Lord Robert Jocelyn）說說，西方的統治是怎麼透過那場戰爭傳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個炎熱的星期天下午，他看著不列顛艦隊緩緩靠近定海，那裡有一道堅固的堡壘阻擋了他們進入長江入口處。「船隊對著小鎮舷炮齊射，」喬斯林寫道，「隨後，木料的碰撞聲、房屋的倒塌聲、人們的哭喊聲在岸邊迴響。我方首先開火，持續了9分鐘……我們登陸時，海岸上已經生氣全無，只剩下幾具屍體、弓箭、斷裂的長矛和槍支。」這裡就體現了西方統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歐洲艦隊和槍支可以突破任何東方國家的防禦。

實際上，在服務於「新世界秩序」的這一種「西方成功學」突然興起之前，西方統治世界的直接原因是戰爭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成為了定論。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競逐富強：西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一書出版於1982年，書中詳盡描述了近1000年來歐洲如何在每一次社會轉型中都無一例外地發展出更致命的殺人武器和更劇烈的軍事活動，最終，「由於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負載的重炮，歐洲人能夠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在美洲和亞洲水域擴展其控制範圍」。

英國歷史學家傑佛瑞．派克的《軍事革命：軍事創新與西方崛起》一書出版於1988年，書中指出：西方的崛起，不是像宣傳的那樣是通過其思想、文化、價值觀或宗教等方面的優越，而是依賴於下述事實：歐洲人與其海外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穩定地有利於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間成功地創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國的要訣，恰恰在於改善了發動戰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

將西方的成功歸因於「殺手級武器」而不是什麼「殺手級應用」，對於非西方世界來說，雖然直面了赤裸裸的歷史真相，不再倒果為因地胡扯清教徒的工作倫理、個人自由的傳統、好奇心和科學精神，等等，但是如此一來，卻也失去了任何借鑒意義。毫無疑問，「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不過是自史前野蠻時代人類遊團狩獵活動繼承而來的一種能力，除了技術上的不斷改進，與任何精神和文化上的進步都沒有關係。

當然，對於非西方世界來說，這種坦白承認的解釋也是一種「西方成功學」，而且也可以學習借鑒，即所謂「以暴制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年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反帝反殖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就可以視為前殖民地國家對「西方成功學」的照搬。照搬的結果，雖然暫時還無法在軍事上打敗西方、將西方的土地和勞動力變成自己的財富之源，但至少趕走了西方帝國主義，守住了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土地和勞動力。

中國成功學？

對於這兩種形式的「西方成功學」在非西方國家中引起的反應，西方是心知肚明的。

在1990-1991年那個歷史轉捩點，美國向全世界推出的以「民主和自由市場」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過是西方進一步主宰世界的方案之一。這種方案的核心是將「民主」當作在他國進行「政權更替」的手段，將「自由市場」當作在他國進行資源和利益獲取的手段，所以本質上就是一種改頭換面的、用「軟實力」代替「硬實力」的新帝國主義。

這就意味著，西方向全世界大力兜售第一種「西方成功學」，配合以一整套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目的就是希望非西方國家都接受這種新帝國主義，都承認本國不具備成為發達國家的基本條件，特別是在精神、思想、觀念、制度、文化等「軟實力」方面的諸多條件，最終只好接受西方國家透過這些「獨有」的優勢所制定出的「基本規則」，成為以西方霸權為支柱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心甘情願接受西方的政治統治與經濟剝削。

如果各國不接受，或者新世界秩序在各國遭遇到抵制、「軟實力」新帝國主義推行不下去，那麼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案，就是再重新回到「硬實力」的老帝國主義道路上去，對於擁有絕對軍事優勢並剛剛擊垮了最大競爭對手的西方集團來說，實施這個方案其實也沒有太大問題。就在1990—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雖然美國已經宣佈要建立「和平與安全」的新世界秩序，但在仍然沉浸在帝國主義往事回味中的英國，戰爭狂熱再次風行。

英國一位著名的軍事歷史學家和記者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供職的《每日電訊報》上寫道：「英國人在200多年裡早已習慣了派遣遠征軍到海外，與非洲人、中國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作戰。戰爭被英國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在進行的海灣戰爭「為英國人敲響了非常、非常熟悉的帝國鐘聲」。因此，英國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承擔起邱吉爾的使命，《星期日電訊報》的一位編輯則將英國即將開展的軍事遠征稱之為「後冷戰時代的新工作」。

這是西方以其「硬實力」為後盾的第二張嘴臉，在某種程度上，也以第二種「西方成功學」作為理論支撐。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若不願意接受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愚弄和欺騙，不肯心甘情願地接受西方強加的秩序與規則，那麼就要面對第二種「西方成功學」中的硬道理，看看本國是否具備挑戰西方霸權的政治—軍事「硬實力」。其「硬實力」的強大程度不能僅僅只構成挑戰，還必須能夠超越歷史上那些曾經慘敗的挑戰者，而且還要能夠在一個後西方時代運用一種超越西方的暴力手段統治未來世界，這當然就意味著一種比西方帝國更加先進的「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

對西方來說，這就是冷戰結束至今當代世界的基本現實，通過兩種在理論上相互支撐的「西方成功學」，西方強行把這個關於人類社會的「宏大敘事」固定了下來。接受不接受，這就是現實；接受不接受，這就是生活。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中國，如果中國不是在同樣的這段時間裡高速崛起，世界歷史很可能就如此這般地「終結」了，不是「終結」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終結」於西方對世界的永久統治，包括西方越來越富、非西方越來越窮這樣一個全球財富分配格局。

但是，與西方的願望正好相反，中國高速崛起的真實故事，一舉戳穿了兩種「西方成功學」的神話。從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角度看，中國並沒有突然間就具有了那些被西方學者們總結出來的西方獨特性，中華社會與所謂清教徒工作倫理、個人自由傳統、資本主義精神、基於財產私有制的法律和政治體系都風馬牛不相及，甚至還被歸納出很多條之所以在科學上落後於歐洲的深層原因，從政治到文化。

但是，中國卻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開創出了一個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局面，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超越了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取得了比西方的成功更大的成功。從第二種「西方成功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崛起完全沒有依靠對外戰爭和殖民，沒有經過任何「戰爭資本主義」階段或者「奴隸資本主義」階段，沒有暴力攫取海外土地和勞動力，恰恰相反，中國甚至距離最近一次的自衛反擊作戰也已經有40多年了。

對於西方來說這又意味著什麼呢？首先，中國的成功意味著，西方鼓吹的第一種「西方成功學」大部分是假的，西方基於「老師」的身份地位享有的目前的財富份額並不合理，非西方國家取得與西方同樣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並不一定要複製照搬與西方完全一樣的一套。

不僅如此，中國的成功還意味著，即使西方坦白承認了第二種「西方成功學」的內容，但中國的例外實際上證明了歷史上西方施加於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暴力是沒有必要的，因此西方基於「強盜」的實力地位佔有目前的財富份額也是不正當的，非西方國家取得與西方同樣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並不一定要重走西方透過戰爭崛起的老路。

最後一點，也是對於西方來說最致命的——透過在實踐上對兩種「西方成功學」的基本否定，中國的成功，特別是文明復興意義上的成功，正在展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既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硬實力」也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軟實力」同樣也可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可行路徑。

可以說，西方對於中國的恐懼、仇恨和憤怒，其心理活動根源正在於此。簡言之，中國取得全面的成功這一重大事實本身即宣告了西方統治世界的非法，也宣告了西方版世界歷史敘事的虛假。

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從最初階段的「現代化等於西方化」，到當前階段的「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由於中國的成功，目前已經逐漸展現出一個「去西方化的現代化」階段的前景了。這對西方來說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自明的。

根據瑞士信貸銀行發佈的《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若從2000年起算，中國成年人的人均財富從4247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67771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4.9%，大大超過整個世界4.8%的平均年增長率。中國這個20年的增長水準對應於美國自1925年以來近80年的財富增長，如果中國在2025年達到預測的107萬億美元，這將與美國2017年的財富水準相近，這意味著中國在2020年至2025年之間會取得相當於美國13年時間的進步。

根據該機構的預測，到2025年，中國的人均財富將達到105400美元，超過「高財富」國家的100000美元標準線。在短短25年內完成了這一過渡，無論從中國的人口規模上看，還是從平均增長速度上看，都是歷史空前的。而毫無疑問，這些反映真實歷史和變化趨勢的資料和曲線，每天都在刺激著某些人的神經。

2022年以來，隨著西方的焦慮與日俱增，其應對措施也開始頻頻出台。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對華政策演講，將中國定位為「頭號競爭對手」，因為「國際秩序的基礎正在受到嚴重和持久的挑戰」，而「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越來越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家」。

6月，北約通過了《2022北約戰略概念》，首次宣佈中國為「戰略挑戰」。7月，美國透過了被認為「攸關美國國家安全」的「對華競爭法案」。此前，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為了敦促國會儘快通過該法案曾向媒體表示：「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表面上看，並沒有出現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任何一個領域馬上超過美國的可見現實，那麼到底是哪個方面的變化使得美國越來越感到自己「沒有時間了」？

從以上的分析中即可得出結論：讓西方深感焦慮的，主要不是中國與西方集團的實力對比，而是中國的成功作為一種示範這個事實本身。正是這個非西方的示範與西方將自身作為一個示範這兩者之間的對比，每一天都在改變著整個世界對於過去、當下和未來的認知。

長期以來，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和評價實際上一直是在「西方成功學」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的，因為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恰恰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根本上就是虛假的，並帶有特定的預設目的，所以在將這種理論應用於解釋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時，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果。

更確切地說，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學或稱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作為一種服務於政治目的的工具性理論而流行於世，並不是真的科學理論，或者直白地說，就是一種偽理論。不要說中國經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經濟，也不可能按照這種經濟學的要求，將純粹經濟的活動從五花八門的人類社會活動中單獨抽離出來進行單方面的觀察和研究。

對於這一點，約瑟夫．熊彼得在其1911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中就曾指出過：「社會進程實際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類之手人為地抽出了經濟的事實。把一個事實稱為經濟的事實這已經包含了一種抽象，這是從內心上模擬現實的技術條件迫使我們不得不做出的許多抽象中的頭一個。一個事實決不完全是或純粹是經濟的；總是存在著其他的——並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

自從自由市場經濟學大舉進入中國以來，太多的中外經濟學家在太多的問題上堅持用這種過度抽象的偽理論解釋和說明、分析和評價中國經濟，但總體上卻是脫離現實的，無論是解釋還是預測，總體上都是失敗的，於是這成了他們口中的所謂「中國經濟之謎」。其實中國經濟並沒有什麼不好理解之處，混亂完全出自經濟學家們自身的「經濟學理論之謎」，也就是一種偏執的、盲目的、毫不妥協的非要用偽理論解釋真現實的思維定式。在很長時間裡在中國近乎封神的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其實不過是些陷於自身混亂不能自拔的偽學者。好在中國經濟發展自有其強大的內在邏輯，並沒有像很多國家那樣被學者們的偽理論引入歧途、落入陷阱。

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困難，至少要比生搬硬套西方主流經濟學偽理論時容易很多。只要不抱有將現實當作「純粹是經濟的」並將其人為地抽象出來，將經濟活動與它原本就與之緊密相連的其它方面一起進行綜合分析和評價，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脈絡和內在邏輯是可以清楚地被透視出來的。

這裡我們引入了「超經濟突破」這個概念，用於描述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中國社會中的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突破的結果雖然可以通過一些經濟指標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實現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活動的結果，而是一種集合了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多種力量在內的綜合性的、戰略性的突破。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在短短70多年時間裡實現了對大多數先發國家的趕超，成為了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多次全球性危機的衝擊下繼續保持經濟的韌性和彈性，穩步進入了新發展階段。這個驚人的事實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經濟奇跡」。事實上，每一個反映在經濟指標上的增長奇跡，都是中國70多年來持續完成的一系列「超經濟突破」的結果，而「超經濟突破」由於是通過多種手段在多個領域內同時實現的，屬於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選擇問題，因此更多地屬於一種事業，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無法在只關注經濟問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範式之內建立理解。

具有政治事業性質的發展戰略選擇問題，因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而不同，很難歸納成統一範疇。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從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先進工業國的大型經濟體來說，這些從根本上帶動了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選擇，包括了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選擇、將共同富裕作為一種發展戰略的選擇、對利用資本和節制資本的平衡、構建國際國內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等一系列發展戰略的選擇。

總體發展戰略上的成功，也是中國在政治、社會、科技和文化各領域的成功，反映在中國經濟上，就是本書所說的「超經濟突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由於不能脫離「西方成功學」的狹隘框架，無法將本質上屬於「中國成功學」的「超經濟突破」納入其理論體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國經濟真正的成功之道。